过渡，可能是对时间最好的描述。十五年前，我们不会想到只是乘坐火车就能在一天内往返京沪；十年前，我们不会想到网络会大规模地取代电话，并成为很多人的基本沟通工具；甚至三年前，我们也没有想到那些为一款电子产品而疯狂的景象同样会因中国公司而上演。

　　世界确实是平的。对中国企业而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金融危机就是两个让世界变平的重要节点，融入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技术扩散和技术外溢让它们受益良多。入世前，全球500强在华研发机构总数不足100家，且每年增长不足15家；入世后，全球500强每年在华新增研发机构数从未少于20家。现在，全球500强中已经有超过470家在华开设了研发中心。

　　正是这些“黑天鹅”改变了生态。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对外来技术的依存度高达60%，关键零部件长期依靠国外是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最突出的矛盾之一。但十年后，这一数字居然降低到了20%。美妙的数字背后当然不都是同样美好的现实：按照国际惯例，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外资企业被视为中国企业，但这些企业的技术仍掌控在母公司手中，中国想获得这些技术还需要通过外资母公司向中国子公司进行技术转移，而这种交易近年来一直在迅速增长。

　　但现实也远不如想象的那样糟糕，因为中国也在学习、摸索和成长。过去十年，中国在提高技术能力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早在2009年就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研发投入第二大国。伴随着巨额的投入和社会活力的释放，研发主体也从公共部门转向了企业：2009年，企业贡献了中国研发总投入的73%。

　　中国的研发投入在过去15年增长了三倍，而欧盟几乎没有增长。考虑到还有大量现实而迫切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中国并没有从基础研究开始线性规划自己的研发活动，而是将重点放在了应用和产品研发领域：现在，中国应用研究资金占全部科研投入的比例高达95%。

　　伴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很多里程碑时刻相继出现。2011年，中国成为全球发表SCI论文数量最多的国家；同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国，并将马上拥有全球最大的专利存量；2012年，中兴申请了3906项国际专利，这使其成为全球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企业；2013年，自然出版集团的数据显示，中国科学院超过东京大学成为亚洲排名第一的研究机构……除去这些，中国目前的博士数量世界最多，并仍然在以全球最快的速度培养博士。

　　中国开始尝试发展高速铁路时，日本的高速铁路已经有了40年的成功运行经验，德国和美国也已经在这一领域积累了雄厚的技术实力。但十年过后，中国不但拥有了全球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还在技术储备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仅2008－2009年，中国高速铁路专利申请量就达到400多件。在中国高速铁路技术领域专利申请量前五的机构中，除日立和庞巴迪外已经都是中国企业，尤其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更是已经位居第一。

　　更深层次的改变也在发生。经合组织在2000年启动了针对15岁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能力评估计划，以衡量学生在义务教育接近尾声时，对全面融入当代社会所需关键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作为中国首个参与该评估计划的地区，上海在所有评估项目中均获得了最高成绩，其学生数学成绩达到最高级别的比例甚至高达27%，这一数字约为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10倍。在淡化社会背景对学生成绩影响上，上海的教育系统也被认为是最成功的系统。中国在迅猛增长中实现的、超出全球平均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让中国的未来更值得期待。

　　当然不可能一切都是好消息。例如，中国研发支出仅占过去10年技术能力投资的一部分，中国企业在新产品开发和技术改造上投入的资源远远超出在自主研发上的投资。2000至2009年间，新产品开发和技术改造投资分别以年均27%和14%的速度递增，两个数字均远高于自主研发投资水平。这说明，先进技术的本土化仍是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中国企业创新投资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创新活动更多集中在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企业。这类公司的研发投入占到了全国总研发投入的45%，新产品开发投入的44%和技术改造投资的70%。但创新成果仍然并不明显：在发明专利和其他专利的应用中，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所占比重仅为35.3%和28.9%，而且国有企业在全部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也还比较小。

　　与国有企业相比，私营企业是另外一番景象。现在，私营企业占到中国企业总数的71%，但它们中只有4%在投资研发。这是因为96%的私营企业都是年轻的小微企业，生存压力巨大和管理经验不足使他们无法对研发投入过多资源。但这些用有限资源赢得竞争的企业和企业家，却在激励创新上扮演着更重要的榜样角色，他们让中国的年青一代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创新的力量，而这些年轻人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只要有力量和经验，他们也许真的能改变世界。

　　2008年，索尼公司关闭了其在美国的最后一家电视机厂，并将厂址迁往墨西哥。这并非工业史上的里程碑，在那之前，全世界大多数厂商就都已经把电子产品的生产交给亚洲各国。戴尔每年投向中国的订单多达250亿美元，而苹果公司的订单规模几乎肯定在此之上。

　　故事的精华在于索尼迁移工厂的前一年。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曾作为克林顿总统决策顾问的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断言，这种产业流失意味着美国经济的成功，因为这表明美国正在向高端产业发展，“如果我们想保住全球地位，就必须专注于新兴产业而非落后产业。”

　　但此后不久，英特尔公司创始人安迪·格鲁夫（Andrew Grove）就在一篇写给彭博社的文章中强硬反驳了这种观点，“失去电视制造业绝不是一个成功。我们不仅因此失去了大量的工作岗位，而且还损失了建造产业链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后者对科技进步而言至关重要。”

　　现在，答案已经不言自明。最近两年，奥巴马政府一直在呼吁制造业回归美国，这无疑印证了格鲁夫的看法。因此，对于中国而言，这也许是一个机会：“中国制造”积累的经验，或许会成为“中国创造”的催化剂。

　　而在走向“中国创造”的道路上，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也是一种“助推剂”。与最初的技术引进与改造，满足中国本土客户的需求不同，跨国公司中国研发中心的职能与地位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它们早已不是单纯的“技术改造中心”，而是承担了更核心的研发任务，在满足中国本土需求的同时，也在向全球其他地区输出新产品、新技术，这种输出还在不断增多。

　　这些研发中心也与中国本土的企业、研究机构、政府机构发生着深度互动，跨国公司拥有先进的创新理念和成熟的研发管理模式，本土企业与机构深知本土需求，两者的结合就像化学反应一般，往往会催生更有创新性的产品。

　　最重要的是，在上述创新过程中，中国的创新人才得到了培养——在调查中，几乎每家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负责人都曾提到，中国研究人员的创新能力在飞速提升，这也是跨国公司提高在华研发投入的重要原因。

　　“中国创造”已不遥远。（本文由《环球科学》杂志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