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现行的财税体制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形成的。这些年来，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政府的调控能力显著增强。但随着形势发展变化，现行财税体制不适应、不完善的问题日益凸显，必须进行改革。

　　一是推进预算公开。政府预算收入取之于民，社会公众有权监督这些钱怎么花、花到哪、效果如何。长期以来，我国财政资金存在使用不规范、效率不高和资金沉淀等问题，部分地方政府举债行为也缺乏约束，这些与预算透明度不够、监督检查乏力是分不开的。要进一步加大预算公开力度。一要扩大预算公开范围。各级政府预算和决算都要向社会公开，所有财政拨款的“三公”经费更要公开。除公共预算外，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要进一步向社会公开。各级财政转移支付项目也要逐步公开透明。二要细化公开内容。部门预算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要尽快公开。完善政府收支预算科目体系，明确公开项目，做到科目粗细有度、表述清晰明了，让老百姓能看懂、社会能监督。三要强化预算公开工作的监督检查，建立预算公开问责机制。通过提高透明度强化监督和约束，使预算编制和执行更加阳光，使财政资金使用更有绩效，减少寻租腐败的机会。

　　二是推进税制改革。当前的重点是扩大营改增。这项改革不只是简单的税制转换，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工业转型、服务业发展和商业模式创新。系统考虑，营改增还有五步曲。第一步，2014年继续实行营改增扩大范围；第二步，2015年基本实现营改增全覆盖；第三步，进一步完善增值税税制；第四步，完善增值税中央和地方分配体制；第五步，实行增值税立法。今年要走好第一步，除已经确定的铁路运输和邮政业实行营改增外，还要将电信业等纳入进来。同时，要清费立税，推进消费税、资源税改革，加快环境保护税等立法进程，继续降低小微企业税费负担。

　　三是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总体看，中央政府部门管了不少不该管、管不好的事。去年我们启动了黑龙江“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中央政府在“三农”方面的审批权下放，各项涉农资金全部直接下拨到省，由地方统筹使用。这项改革取得经验后，不仅要在全国推广，其他方面也要借鉴其做法，把一些不适合中央部门管理的事权与财权下放。当然，中央该加强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也要加强。要通过改革，健全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逐步理顺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使中央与地方各安其位、各负其责、上下协同，促进政府治理整体效能的最大化。

　　六、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服务经济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但也存在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农村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和民生改善支持不够等问题，亟须加大改革力度。金融改革内容非常丰富，今年的重点是做好以下3件事。

　　第一，放宽市场准入。金融业虽有其特殊之处，但本质上仍是竞争性行业，同样需要通过竞争促进服务改善，通过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要在加强监管前提下，放宽市场准入，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这一方面可以增加一些熟悉当地情况、特色鲜明的基层银行，以缓解小微企业、“三农”等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使金融业回归竞争性行业的本来面目，形成一个各种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竞争的金融生态，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这项改革，要逐步积累经验，积极稳妥推进。

　　第二，推进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就是将资金价格的决定权交给市场。目前，绝大多数的资金价格都已市场化，无论是股票、债券还是贷款的价格均已放开，只剩下存款利率上限这最后一道关口。实际上，一些金融机构为规避存款利率管制，发行了不少理财产品，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市场化定价的范围。要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扩大金融机构自主定价权。需要把握好两点：一是利率市场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单兵突进式的改革难以成功，需要与相关方面改革协调推进。二是利率市场化赋予了市场主体更多自主权，金融机构和企业要加快完善公司治理，强化财务硬约束，不能不顾成本，盲目竞争，搞利率大战。

　　第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存款人利益的重要措施，是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各国经验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发展民营银行、小银行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存款保险客观上能增强这些银行的信用，为之创造一个与大银行公平竞争的金融市场环境，从而有利于推动金融业放开市场准入等改革。

　　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防范风险是金融业的永恒主题。要加强监测预警，做好及时控制风险的预案，但关键还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在可持续发展中防范系统性风险。

　　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现在，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是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我们仍处于国际分工和产业链的中低端。当前的外部环境，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我们要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上的主动、国际竞争上的主动。

　　第一，改革涉外投资管理体制。包括改革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现在我国外汇储备高达3.9万亿美元，为什么还要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利用外资呢？这是因为，利用外资不是简单地引进资金，更重要的是获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市场机会，这些都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利用外资是我们的长期方针。目前，我国利用外资仍采取逐案审批加产业指导的管理方式，审批环节多，影响了外资的积极性。为改变这种状况，去年我们有一个重大探索，就是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只要没有列入负面清单的行业，企业投资都不需要审批。需要强调的是，自贸区不是搞“政策特区”或“税收洼地”，而是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探索创新经济管理模式。下一步要研究扩大自贸区试点，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纳入试点范围。

　　对外投资蓬勃发展，境外经济技术合作规模和区域迅速扩大，是我国新一轮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现在的问题是，我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不适应对外投资加快发展的新形势，在投资审批、外汇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制约。要大幅下放对外投资审批权限，建立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确立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实行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这样做，有利于加快“走出去”步伐，带动我国的产品、技术、标准、服务出口，也有利于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和国际收支平衡。我们不仅要让中国产品、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更要让中国装备、中国创造走向世界、誉满全球。当然，“走出去”不能自相残杀、打乱仗，要加强协调、规范秩序、形成合力。

　　第二，扩大内陆和沿边开放。过去，我国对外开放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内陆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相对滞后。今后扩大开放的最大潜力和回旋余地在中西部地区。要抓紧制定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规划和具体方案，重点推进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沿线各地要找准定位、密切配合。要大力推动内陆与沿海沿边通关协作，把“关检合作”改革试点扩大到全国，加快提升中西部地区通关效率。

　　第三，坚持多边和自贸区两个轮子一起转。现在世贸组织成员涵盖我国98%以上的对外贸易。多边贸易体系是我国巩固贸易大国地位的“压舱石”。自贸区代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层次的开放，是我国走向贸易强国的“推进器”。我们要积极参与高标准自贸区建设，推进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加快与韩国、澳大利亚、海湾合作委员会等自贸区谈判进程，实现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八、注重依靠改革推进结构调整

　　我国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推进结构调整，必须也只能依靠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本身也是改革。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症结在于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和僵化。调整经济结构，要从实施结构改革入手，改变不合理的体制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釜底抽薪，真正收到成效。否则再用老办法，主要运用行政手段，结果只能是调不动、调得慢、调不好，甚至出现反复，这已经为实践所证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结构调整，要着力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上下功夫，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创新体制机制，加强政策引导，推动发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国际产业分工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从城乡区域不平衡向均衡协调迈进，实现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要在结构调整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推出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和差别化促进政策，使结构调整更多依靠改革创新来驱动。

　　第一，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我们要实现持续发展，最大的潜力在内需。要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这也是重大的结构调整。要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不断增强内需的拉动力。要把促进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着力点，既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解决没钱花的问题，也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有钱不敢花的问题，还要改善消费环境、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解决有钱不愿花、没处花的问题，释放有效需求。要大力促进服务消费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办医办学办养老等，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要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清除抑制消费的各种不合理规章制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建设法制化的营商环境。要支持发展网络销售等新业态，这方面潜力巨大。同时，要继续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加快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进一步释放民间投资潜力，促进固定资产合理增长。

　　第二，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城乡二元结构是不合理经济结构的突出表现和重要根源。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必须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为此，要进一步放活农民，放手让农民去闯市场，形成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相辅相成的局面。在推进现代农业制度建设方面，主要是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加快实施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鼓励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启动大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试点；完善农业补贴等政策，促进农业集约化和可持续发展。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建设方面，主要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出台差别化落户政策；实施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建立与居住年限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围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化可持续城镇化的投融资机制等，组织开展新型城镇化改革试点。

　　第三，探索建立区域均衡发展机制。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既是结构调整的重大任务，也是激发巨大发展潜力的重要途径，关键要建立有效的促进机制。要在实施好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这一区域发展战略部署的基础上，谋划区域发展大棋局，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依托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干线，培育新的区域经济支撑带，形成新的增长极，构建我国梯度发展新格局，促进区域均衡、协调发展。要依托长江建设经济增长新支撑带，同时加快其他新支撑带建设的研究规划。推进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深化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为此，要着力消除市场分割、地区封锁和行政性垄断，依靠市场力量和区域差别化政策引导，促进统一市场形成，开展公平竞争。建立多元的投融资机制，支持发展跨区域大交通、大流通，构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新体系。要针对跨区域、次区域和经济新支撑带发展，提高区域差别化政策的精准性，促进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以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调整产业结构，原动力在创新。要依靠创新驱动，辅之以差别化产业政策引导，促进产业有进有退，由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跃升。坚持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强化环保、安全、能耗、用地等标准，清理各种优惠政策，促进落后、过剩产能退出，严控新上增量。推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建设创新平台，开展区域集聚试点，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业是我国产业结构中的“短板”，要依靠改革推动和开放倒逼加快发展，重点是将增值税覆盖至生产和服务的全部环节，推进金融、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宽外资准入限制。科技进步对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凸显，要建立有效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使科技与产业紧密结合。坚持以不断深化改革，推动转方式调结构，促进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意义重大，任务艰巨。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努力做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工作，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