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往前展望，考虑到未来30年的话，我认为未来3年眼界之内的不确定性，不能够冲掉未来30年的确定性。我们要努力地寻求和把握住真正长期的中国发展的确定性。从30年左右的时间段看，如果这个时间过去，我们就非常接近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观察中国发展大势，首先要勾画一下十八大之后大的背景。在最高决策层人事安排基本到位之后，十八大后面的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形成了一系列决策层对全局的指导方针。三中全会解决了全面改革部署“顶层设计”60条的通过和执行问题；四中全会把三中全会以经济改革为重点切入的全面改革，实际上推进到了司法改革、行政改革等涉及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全局性的覆盖面和基本框架上；五中全会又系统化地提出了发展的新理念，就是以作为第一动力的创新发展引领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落到使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现实的共享发展。

　　新常态“新”已明朗而“常”尚未实现，要把握好中高速、结构调整优化和创新驱动三个关键词

　　这里面显然有从“现代国家治理”到“现代市场体系”，再有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必须依靠的现代财政制度支持这样几个关键词的链接，并且进一步推进到了四中全会“全面依法治国”的现代政治文明和五中全会的现代发展理念的体系化。如果再浓缩一下，必然就是浓缩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上：到2020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小康必须跟上全面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以及全面从严治党。

　　在这个背景下，这些年的经济运行从宏观层面看，如果直观化处理一下，可以看到一个龙头指标GDP的发展动态曲线：在2010年，我们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GDP这个龙头指标的表现是两位数的高增长（10.4%），但现在看得很清楚的是，在经过了前面30年差不多年均增长两位数的高速增长阶段之后，2010年就是两位数增长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了，中国经济已经符合规律地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增速“下台阶”，这也就是2010年前后在人均GDP和人均国民收入国际对比上，我们可以认定的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发生之后，我们的增长速度像其他经济体的演变轨迹一样，不可能再一直是高速的，而要向下调整为中高速。

　　最高决策层已经把这个阶段转换的到来，概括为“新常态”。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新常态“新”已明朗而“常”尚未实现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回落到6.7%，在经济中高速增长这个新阶段，我们还须有打造经济增长质量升级版这样一个实质性的追求。“新”之后的“常”，尽管速度在往下调整，但它不能一低再低，而要稳定在一个可接受的区间，体现出以结构优化提高增长质量的特点，进而对接一个时间越长越好的中高速增长平台。我们如果进入这个平台的境界，那就“常”了。现在“常”未实现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态势实际上还处于探底之中，我们要争取尽快企稳，再对接这个升级版的增长平台。这个增长平台运行，对应着我们所追求的2020年全面小康，而且蓄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后劲，而再往后从长期看，一定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代化之路。

　　需要强调的是，在“新”已明朗“常”未实现的过程中，我们要把握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常态”系列重要讲话里所强调的中高速、结构调整优化和创新驱动三个关键词。在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加上改革处于深水区的推进期，要求我们群策群力、攻坚克难，这也是我国今后发展的“最大红利”之所在，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各个行业、各个方面的创新发展，一定要抓住实质性推进改革这个龙头。在这方面，最高决策层已经给出了一个战略方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在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中，首先要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就是要通过改革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这也是一个系统工程。

　　经济运行向好的苗头已经有所显现，虽还十分脆弱，但有望实现宏观经济发展态势的阶段性探底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当下的经济运行，不确定性仍然是很明显的。地方政府、企业界的困难延续了若干年，现在的不稳定预期、担心、纠结，所谓的不安全感或者对于风险的感受，还在市场上弥漫，市场预期向好的苗头虽已有所显现，但还十分脆弱。一些地方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应对变化的情况时，作出的反应往往被认为明显滞后或不妥，公众不满意。如果从问题导向的角度来看，中央讲的矛盾累积、风险叠加，实际上指向的就是，我们必须警惕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这种危险和威胁。

　　但是，我们确实也不能只看不利因素和悲观方面。按照引领新常态的要求完成探底企稳，在中高速增长平台上来运行，那么实际上就对应着《人民日报》发表的权威人士所说的L型这样一个理解：这个L型否定的是中国经济阶段转换之后走出U型，即走到比较低的水平上以后过一段又上去了；更否定了V型，即下来以后迅速地反转，再次进入高速增长状态，这些都不可能了。我们现在所说这个L型，实际上速度落下来以后再往前的这个小拐弯要尽量拉长，这就是我说的中高速增长平台。按进入这个L型来理解，我们现在要观察的就是阶段性底部什么时候出现，虽然目前全中国、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没有人敢拍胸脯说，我可以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精确的数量模型支持的前景预测，但是经济预测我们毕竟还是要做的。

　　作为一个宏观经济的研究者，我试图粗线条地报告一下自己综合形成的一个“谨慎乐观”判断，就是在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落到6.7%的同时，另外一些迹象很值得我们关注——如果做一个前瞻，我们不排除在今年年内或者明年前期，我们有望实现一个宏观经济发展态势的阶段性探底，说的实际上就是经济下行到了一定的时候，它的表现虽然还在波动，但是没有明显的继续下行势头了。它在波动中到底能不能稳下来，还有待观察，但是它至少在一个阶段性情况下没有继续往下走，我们如果能看到这个阶段性探底，后面跟着努力让它企稳，使它的波动大致收敛下来以后，稳在一个增长质量提高的状态上，就有望对接我们所说的时间越长越好的增长平台。

　　基本依据：“挖掘机指数”开始全面飘红，PMI采购经理人指数站在荣枯线上方，工业增加值、企业利润、用电量都有新的向好苗头

　　关于这种期待的基本依据，可简要列举如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稳增长”这个表述之下，有关部门批出了若干的项目包，这些项目包当然要配之以努力提高可行性研究的方案水平，另外配上积极的创新，让它们提高有效性。这种有效投资还会对接上现在有关管理部门不遗余力推行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有望结合使政府、企业、专业机构合作起来发挥“1+1+1>3”的绩效提升机制的这些PPP建设项目。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园区开发，越来越多可用PPP来做。紧接着看到的，是去年年底工程机械主要生产厂家利用大数据形成的“挖掘机指数”开始全面飘红，就是把中国现在所有信息来源合在一起，八九不离十可以认定，我们的工程施工机械的订单数、交货数、入场施工数明显往上走，它直观地告诉我们项目包作为合乎逻辑拉动后续的建设这样一个支撑经济升温的先导指标，已经表现出应有的提升经济景气的苗头。所以，可以理解“挖掘机指数”向好之后，为什么在前一段时间，已经喊了很长时间困难的钢铁行业，开始出现新的动态，就是某些钢材品种的价位开始企稳，还有一些实现了回升，当然这个回升还在波动。这种传导合乎逻辑，因为这些工程、施工机械进场要带去的后续要求，显然离不开钢材、建材和其他各种各样材料的投入。

　　进一步再往下看，今年上半年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出现了在波动中的企稳状态，几个月间站在了荣枯分界线的上方，当然它进一步的表现还有待观察。其他比较有印证价值的是工业增加值、企业利润、用电量都有新的向好的苗头。至于房地产业，“冰火两重天”的分化局面现在迅速演变为火的一边热度继续上升，不得不采取强制性的一些限购措施了，而二线城市原来更多的感受是冰的一面，现在越来越多二线城市往火的一边走，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也已经看到了积极的迹象。

　　再有就是在50个月制造业制成品出厂价格PPI往下走的态势中，现在看到了它的下降幅度收窄，而消费物价指数CPI，则开始出现了前面几个月的上扬。居民收入、就业、消费方面总体而言还相对令人满意，旅游（包括出境游）、娱乐（如电影）、保险与财富管理成为热点，餐饮和服务业有一定的景气水平。地方和企业困难现在明显也在分化。北上广深上半年经济运行的数据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武汉、合肥、贵阳等中西部城市有蓄势待发的局面；当然，另外一些地方像东北、山西，某些局部像鄂尔多斯和温州，仍然面临着明显的困难。

　　民营企业虽然现在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投资下滑、感觉困难重重等负面消息，“定心丸”还需要继续吃，但是我们在调研中也注意到，实际上民营企业中一些成规模的企业，他们正在大家都感受市场不好的时候，利用自己的潜在优势、比较优势和品牌效应，积极地扩大市场份额。总之，民营企业既有困难的，也有向好的。全面地看，现在当然要在经济困难和纠结所引出的经济问题社会化形成突发冲击这方面，形成高度警惕。但是，在警惕不确定性的同时，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对于经济大的形势发展的基本前瞻，这方面我们的定力是在于中国经济自己的潜力、回旋余地确实存在。短期的经济向好苗头，理应在发展中间接续上我们可以做的大举兴修水利，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还有促进创新中的产业升级等景气提升过程。最近的洪水灾害启示我们，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还有迫切的现实需要和巨大空间。

　　如果把上面这些综合在一起看，我感觉不能排除2016年内，最晚明年上半年，我们可能看到一个阶段性探底。

　　未来3年眼界之内的不确定性，不能够冲掉未来30年的确定性

　　如果说看未来3年，关键点是：第一，到底什么时候完成探底并且企稳，这个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第二，明年我们将迎来党的十九大，十九大怎么做出通盘的部署和安排；第三，创新态势的发展到底会如何。要观察我们的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和使用等方面的推进到底如何，传统行业的升级换代、智能化趋势、共享经济的进一步创新发展等态势如何，特别是它们的机制保障方面如何？这些是未来几年内要考虑的最关键的问题。

　　如果谨慎乐观地说，未来3年左右对接升级版的中高速增长平台，我认为应该是“大概率”事件。但实话实说，不确定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至于说国际方面的风云变幻，更是现在不能很准确地作出前瞻预测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密切跟踪。

　　在这里说到了“3年左右的眼界”，我觉得还需要扩展一下。因为考虑中国的问题，一定要有从短期到中长期衔接的思维。如果说往前展望，考虑到未来30年的话，我认为未来3年眼界之内的不确定性，不能够冲掉未来30年的确定性。我们要努力地寻求和把握住真正长期的中国发展的确定性。从30年左右的时间段看，如果这个时间过去，我们就非常接近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中国已经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之路，这种只能顺应、不能违拗的世界潮流，概括起来，我认为主要是六大方面：第一第二是工业化、城镇化——工业化是必须解决的中国在工业革命落伍之后我们要从追赶到赶超的现代化过程中一以贯之的发展任务，而伴随的必然是城镇化，而且是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第三第四就是“改革开放”四个大字所表明的市场取向改革，我们已经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要进一步形成现代市场体系的市场化，以及义无反顾的全面开放国际化；第五，是与寻求后来居上有密切关联的高科技化或者信息化；第六，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全面依法治国所体现的法治化、民主化。

　　如果从这个历史视角来看，种种的不确定性都不能排除历史规律从长期来看表明的这种只能顺应、不能违拗的确定性。中国人从追赶到赶超，实现现代化，要认识到现在我们要把改革和社会问题这“两只老虎的赛跑”中，改革的速度促得更快一些，使它跑在前面，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以后，一定要乘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当然离不开我们的实体经济新兴产业在公平竞争环境中的蓬勃发展，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质性有效支持，消除对于创新创业创造活动现存的不良的供给侧约束，特别是消除制度供给的约束。这是政府应该全力抓好做好的“实事”，希望能看到各级管理部门向社会公众交出更好的答卷。（作者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