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近段时间，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外资稳定增长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无论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还是7月2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抑或是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都对这一问题做了重要部署。打造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扩大引进外资，对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如何利用好外资实现经济向更高形态发展？如何切实打造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我们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对此进行深入解答。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成绩显著，但在服务业开放、投资便利化、成本竞争力、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与企业诉求和国际高标准仍有差距，加快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任务十分紧迫。应当进一步厘清利用外资的战略思路，着力打造充满活力的需求环境、不断开放的市场准入环境、有竞争力的成本环境和规范安全的监管环境，在新一轮全球营商环境竞争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已迫在眉睫

　　继续用好外资特别是高质量外商投资，对于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向更高形态发展，跟上全球科技进步步伐，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全球直接投资供不应求，各国招商引资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利用外资面临“上压下挤”态势。同时，我国传统比较优势加速弱化，外资对我国营商环境提出新的更高期望。这就要求我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

　　全球直接投资供不应求，各国招商引资竞争激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直接投资流量大幅下降，近年来虽在波动中呈现恢复性增长，但一直未达到危机前高点。在此形势下，各国纷纷出台促进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政策，加快签订各类投资协定，以增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显示，近3年来各国出台的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政策措施占全部投资措施的比重大大高于危机后初期水平。

　　国际产业布局深刻变化，我国利用外资面临“上压下挤”态势。一方面，主要发达经济体一改过去鼓励资本输出的态度，力促再工业化、力推资本回流、力争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我国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招商引资中面临发达经济体的压力。另一方面，东南亚、南亚等不少发展中国家利用低要素成本优势大力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成为全球重要的加工组装基地，在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方面对我国形成挤压。

　　外资企业诉求明显变化，改善营商环境任重道远。过去我国主要依靠低要素成本吸引外资，外企也主要看重我国的成本优势，以及土地低价供给、税收优惠等政策红利。现在，随着我国传统比较优势加速弱化，外资企业更看重我国营商环境的法治化、便利化，期望在市场准入、行业竞争、法律实施等方面与内资企业享受平等待遇，要求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以更好开拓内需市场。在这样的形势下，良好的营商环境应该取代要素成本和政策红利，成为我国招商引资新优势。然而，我国营商环境的改善依然任重道远，政府与市场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需要进一步发挥，营商环境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世界银行发布的《2017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我国营商环境综合排名78位，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居于前列，但与发达经济体差距仍然明显。

　　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成绩显著

　　近年来，我国在营商环境、扩大对外开放上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企业发展诉求和国际高标准仍有差距。

　　一方面，我国营商环境明显改善。从市场准入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这为改善营商环境指明了方向。最新公布的《外商产业投资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将外资限制措施由上一版的93条减少到63条，开放水平大幅提高。从简政放权看，2015年我国提前完成减少三分之一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2016年又减少165项国务院部门及其指定地方实施的审批事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便利度明显提高。从生产成本看，全面推进“营改增”、清理整顿涉企收费、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提高物流运输集约化水平等一系列“降成本”措施初见成效，2016年降低企业成本1万亿元左右。从知识产权保护看，政府采取了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加强重点领域知识产权执法等系列措施，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明显改善。美国商会2016年发布《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为12.64，连续几年呈显著上升态势，远高于印度、印尼等其他发展中国家。

　　另一方面，企业对营商环境优化的诉求明显增加。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教育、医疗、文化、金融、信息等服务业领域成为新热点，企业迫切希望服务业准入和管理能够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加强研发创新，企业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诉求日益强烈；随着国内市场潜力不断扩大，企业迫切希望尽快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接轨的法律环境、市场环境和商事管理环境；随着劳动力、土地等传统要素成本大幅上升，企业迫切要求降低物流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等。

　　当然，我国营商环境与企业诉求和国际高标准仍有差距。一是整体开放水平仍有提升空间，特别是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部分服务业领域有待继续扩大开放。二是不少服务业领域大门已经开放，但从事各项具体业务仍需行业主管部门核准。三是项目前置审批时间偏长、环节偏多。四是税负仍有下降空间。

　　进一步厘清利用外资的战略思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利用好外资实现经济向更高形态发展，需要做好三个转变：

　　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形势下，市场需求是最稀缺的资源。谁掌握了市场需求，谁就在吸引投资方面掌握了最大主动权。要系统设计政策框架，通过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推进新型城镇化等措施，将内需潜力真正释放出来，让广阔市场空间成为吸引外资的核心竞争力。

　　从引资为主向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转变。充分利用国内良好人力资本和产业配套优势，加大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发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等高端环节的吸引，更加注重吸收搭载在国际投资中的技术创新能力、先进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制造业强国战略实施。要从产业开放、税收政策等入手，打造承接研发等服务外包的优良营商环境，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办公室。

　　从优惠政策为主向制度规范为主转变。主要是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建设为抓手，与国际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接轨，形成市场配置资源新机制、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通过向全国复制推广相关经验，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极大降低市场主体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释放制度红利。

　　改善营商环境的政策建议

　　一是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打造充满活力的需求环境。健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机制。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建立养老、医疗等基本保障随经济发展动态调整的机制。探索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和增值收益直接惠及中低收入群体的体制机制。加快行政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贯彻实施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引导社会和用人单位在分配中向研发人员、技能工人等倾斜。

　　二是以减少和规范部门许可为重点，打造不断开放的市场准入环境。加快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以及一般制造业和服务业等竞争性领域对外资准入限制和股比限制。尽快在全国推行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过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大“证照分离”政策涉及的准入许可范围，条件成熟时在全国复制推广，更好解决企业“办照难”问题。提高各部门许可审核程序和判断标准的透明度，逐步建立以环保标准、技术标准、安全标准等标准体系为主的行业准入机制，推进事中事后核查。

　　三是以降低用工成本和税费负担为重点，打造有竞争力的成本环境。包括适时考虑进一步降低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进一步优化研发费用税收加计扣除的核算管理和申请程序，适当提高税收加计扣除比例，等等。

　　四是以公平执法和完善事中事后监管为重点，打造规范安全的监管环境。在执法过程中坚持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加强企业遵纪守法激励机制建设，对遵纪守法的企业予以表彰或奖励。鼓励企业实名举报侵犯知识产权、垄断等不公平竞争和违法行为，依法及时处理。明确外资企业违反法律法规的惩罚标准，时机成熟时，加强外资、税务、环保、质检等部门合作，建立全领域、全方位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执 笔：杨长湧 李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