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作出了全面部署，强调要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要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市政协十届三次会议期间，专门召开了主题为“大力引入社会力量兴办社会事业”的专题会议，与会的委员们围绕调动社区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建立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机制、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作用、大力发展社会民间组织等方面，踊跃发言，积极献策，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得到与会的副市长戚哮虎等市领导的高度评价。

　　“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兴办社会事业是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唯一途径”，专题会议上，姚萍委员的发言引发了大家的共鸣。确实，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已经到了要大力引入社会力量来兴办社会事业的时候了。

　　供需矛盾突出，政府有心无力，社会资源闲置是当前社会公共服务面临的突出困境

　　养老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良好的养老服务是众多老年人的期盼。这些年来，市、区各级政府每年相继在养老设施和购买服务上投入了上亿元的资金，解决了一些养老服务面临的迫切问题。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提高，以居家养老为主的养老服务体系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傅丽华委员在发言时列举了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政府居家养老偏重于孤寡、独居、病残老人等特殊人群，对大多数老年人关注度较低；第二，因财力有限，政府居家养老提供形式单一，以家政服务为主，服务质量较低，老年人十分需要的精神慰藉、文化娱乐、交流沟通、康复服务比较欠缺；第三，缺乏居家养老服务专业人员培训，专业化水平不高；第四，政府主导的老年食堂虽然覆盖率在80%以上，但运营举步维艰，亏损巨大；第五，居家养老服务缺乏认同，市场小，缺乏社会力量参与。

　　可以说，养老服务市场集中暴露出了当前社会公共服务面临的突出困境：供需矛盾突出，政府有心无力，社会资源闲置。一边是市区公办养老机构的“一床难求”，一边是部分民办养老机构的“难求一人”。一方面是政府虽然花了大力气发展养老事业，但依然无法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力量依然不愿、不想进入养老服务市场。

　　姚萍委员进一步阐述了当前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存在三大主要问题：一是供需矛盾突出，群众日益增长的服务和管理需求与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和供给方式不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在养老、就业、环境治理、交通拥堵等方面，政府成了“救火政府”、“抢险政府”，哪里有火就往哪里救，哪里有漏洞就往哪里补。二是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政府很想把事情做好，让群众满意，但由于人力财力物力有限，往往顾此失彼、疲于应付。三是社会资源闲置浪费。比如关于公共服务、社会事业等方面，很多社会资源、社会力量都可以参与、合作，甚至可以做得更好，但由于没有合适的机制，社会力量、社会资源参与不够，很多事情是想办办不了，想办办不好。

　　“如果我们把社会资源配置好，社会力量发挥好，就可以多办事，办成事，还能降低政府运作成本，形成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姚萍不无感慨地说。

　　社会组织发育不够、政府购买服务不足、对社会组织存有偏见是造成当前社会公共服务困境的主要原因

　　“全杭州有3000多家志愿服务类组织，但是独立登记的没有几家，大多数以体制内的登记备案为主”，来自共青团界别的黄建明委员说，杭州目前具备法人资格的志愿服务类组织占比不高，像杭州青年公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有35家民间公益组织，但在民政部门登记的仅有5家。

　　市政协社法委特聘委员郑浙民，是社法委的老主任，对社会组织发展颇有研究，他认为，我国民间组织发展存在两大缺陷：一是现有的民间组织官气太浓，活动的透明度和民众认可度不高；二是民间组织数量太少，居民活动大都处于自发状态。据统计，法国每万人拥有110个民间组织,日本是97个,美国是52个,而中国仅为3个。

　　政府购买服务是最近几年经常听到的一个词语，也是此次专题会议上委员发言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语。

　　国际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是一种普遍做法。但由于动力不足和认识上的偏差与惯性，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规模还不够大，覆盖面还不够广，品种和质量也显得单一，结构和购买方式也不够平衡。桑坚信委员认为，一方面，这与社会组织承接的政府服务项目较为集中在为老、为残、为弱、社会服务等民生保障项目上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专业化、层次高的社会组织比较少有关。据统计，约40%的社团组织为文化体育类，还有相当部分是各级党政机构间接创办，规模小、融资能力弱，承接社会服务项目能力有限。同时，公共服务具有难以衡量的特性，在政府购买前期的评审鉴定、项目实施中的监督管理以及最后的评估验收等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存在操作难的问题。

　　社会上的偏见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从市二医院副院长转到杭州哼哈口腔医院担任执行院长的李诗佩委员，对此深有感触：“我原先理所当然是市医疗卫生鉴定组的专家，有次我接到医疗卫生鉴定组的电话，叫我去参与一项鉴定，后来发现我在民营医院工作，不能作为鉴定委员会的成员，只因为我的身份变了”。

　　打开发展方便之门，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规范社会组织管理，让社会组织成为兴办社会事业的主要力量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大力发展民间组织，是凝聚民众参与，激发社会活力的最佳途径”。郑浙民说，20世纪50年代，欧洲某小镇盛行养狗，一时间狗粪满街，狗吠不已，投诉不断，地方政府很头痛。后来，热心人士发起成立了一个“爱犬协会”的社区民间组织。协会成立后，他们在街头设立狗厕所，为狗打预防针，帮助训练小狗，为成年狗找对象，每年还组织“最佳犬只评选”，并把不随意排便，不乱咬乱叫，与人亲近，作为狗只参选的基本条件，吸引养狗家庭踊跃参加。结果，小镇安静了，环境干净了，居民满意了。每年的“最佳犬只评选”还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项目，为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效应。可见形成政府治理与民间自治良性互动有多么重要！

　　为此，郑浙民建议，对于民间组织发展，思想上要放开，改进现有登记体制，为建立民间组织打开方便之门。活动上要放手，支持社区民间组织在其章程范围内举办活动，对其民选产生的负责人要放手。政策上要支持，对社会服务类的社区民间组织，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办法，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对文化体育类的社区民间组织，可以根据他们组织活动的次数、效果和在群众中的影响，以奖励的方式，给予适当的财政支持；对慈善类的社区民间组织，要为他们提供活动之便，提供精神支持；对社会维权类的社区民间组织，要给予法律协助，引导他们合理合法维权。要善于利用社区民间组织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政策的不足。管理上要从严，要防止民间组织成为个人和小团体获取不法收入和洗钱的小金库、宗族势力和黑社会分子的掩蔽所、或是国外敌对势力介入搞颜色革命的工具。

　　“建立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机制，是有效引入社会力量的关键”， 姚萍认为，不能一味地要求社会组织由政府培育、政府扶持、政府配餐、政府喂食，必须建立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市场”，通过“市场”竞争，激发社会组织的生机与活力。她分别从建立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领导机制、工作机制、资金保障机制，明确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主体和领域，建立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目录和清单，规范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流程和方式，以及建立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第三方评估机制等方面，对建立和完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机制提出了建议。

　　叶佳星委员建议，要健全社会组织评估体系，改变长期以来对社会组织的“重登记、轻定位、松管理”的状况，提高社会组织的自身能力和社会公信力。孙彰道委员针对少数社会组织的不端行为影响民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提出了从内部完善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和管理水平，外部加强监督，发展独立、第三方的评估体系的建议。

　　俞维力委员特别提醒，要防止社会组织的行政化和政府工作人员过多担任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职务的倾向，他建议政府就此类行为出台相应规定，遏止此类现象的蔓延，防止商会、协会等变成“第二政府”。同时加快改革的力度，将事业单位转为社会组织，将民办非企业单位转为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