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经济发展方向是知识经济，空间发展方向是生态城市，即建立在生态系统承载力基础上的城市

　　吴季松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考察时，对首都在新时期的发展和管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明确城市战略定位，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深入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新时期对北京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我国处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阶段；一是世界处于政治多极化、经济多变化的新格局。北京的发展也分两个主要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北京在上个世纪末已经确定，北京经济发展的方向是知识经济，在新时期这仍然是正确的，但应有所创新；二是空间拓展，包括人口增加，北京空间拓展的方向应为建设生态城市，即建筑在生态承载力新理念，尤其是核心生态系统承载力基础上的城市。在这两个方面都要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稳中求进，扎实抓好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

　　一、新时期首都城市战略定位

　　北京作为政治中心，要为国家领导机关提供最好的服务和环境；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北京应该成为国际交流的中心、中国形象的代表；北京作为我国一流大学、顶级研究机构和高端人才的聚集地，应该成为科技创新的中心、在我国的开拓创新上起引领作用。这一切都建筑在北京的知识型社会和良好的生态系统的基础之上。北京在这些方面都不断取得进展，但仍“面临很多令人揪心的问题”。

　　1、把北京建成生态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是最突出的问题，PM2.5污染问题已经受到高度重视。同时，应同样重视对人体影响更大的水环境危机。北京的高楼大厦和环路已达到或超过纽约、伦敦和巴黎的水平，但如果比较城市水系的话，差距很大。目前世界城市比的已经不是高楼大厦，而是地域自然生态系统对城市人工生态系统的承载力。

　　水环境治理，必须打破只靠建污水处理厂、“先污染，后治理”的局面，进行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大系统分析，综合治理，不能顾此失彼。水环境治理规划，要注重系统平衡，全面分析地表水、土壤水、再生水和地下水，构成节水工程、水资源保护工程、污水处理工程、再生水回用工程和地下水回灌工程组成的系统工程。在知识上缺什么、补什么，在措施上什么差、改什么，采用专家、官员签字追责制，下决心杜绝重大失误，避免再次折腾，产生最大的效益。

　　2、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构建与我国地位相称的人才群体。城市以人为本。北京要进一步发挥自己聚集高端人才的优势，才能更好地为国家领导机关和国际交流服务，就近提供高素质的各类、各级可用人才，不拘一格降人才。

　　不仅要重视我国的院士，而且要同样重视我国在国际一流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形成真正的人才国家队；不仅重视发明家，而且要同样重视熟练技术人才，如巴黎有熟练的公共设施、办公设备和家用电器维修人才，为城市增色不少；不仅重视我国人才，对有真才实学的外国人才也要采取更开放的政策，可以研究试行类似外国实行的“绿卡”制度。

　　对于人才，最重要的是公开择用、公平竞争、公正评价的制度体系的创新。无论是选择、选拔、评奖或承担项目，都要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可借鉴国际经验组成1/3同行（其中大小同行各半）、1/3各级官员和1/3相关群众代表的评审委员会进行，并在自愿的基础上对选拔的专家做成果记录，以便录绩追责。不能只看过去，只图虚名，更不能出现既当教练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

　　3、北京要成为科技创新、科技创业的中心。目前国际经济的新格局正处于因素复杂、形势多变的转型期，复苏乏力，但同时又孕育着新技术革命，要把握这一机遇。中关村是全国的创新实验区，北京可以此为龙头，加强科学行政，充分发挥政府在科技创新、创业方面的导向、支持和服务作用。

　　北京已经组织了诺贝尔获奖者论坛等高端会议，但应充分发挥我国国际型科技人才的作用，以我为主开会，突出中国特色。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是近年来发展最快、对世界经济贡献最大的经济体，完全有条件像举办奥运会一样，举办与我国经济地位相称的论坛，发现人才，由中国人创新世界经济理论（我国专家已被认同是国际知识经济创意的主要参与者）并争取诺贝尔奖，建立世界级智库。

　　二、着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习近平同志一直十分关心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他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要求：要着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充分发挥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发展协调机制的作用。与周边地区协同是发展的必然，关键在于如何科学地协同发展。

　　协同学是德国物理学家哈肯于1976年在系统论的基础上创立的一门新学科。协同论是指在非平衡态复杂巨系统中，各系统差异很大，属性不一，变化无序，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遵循共同的规律发生变化，相互作用、协作，达到动态平衡，形成有序状态。京津冀三地发展诉求有差异，但抱团形成利益共同体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按照新要求，借鉴以往的成功经验，宜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着力加强顶层设计，选择有成功经验和真才实学的专家抓紧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规划。构成京津冀经济区协同调整产业结构和种植结构，在大系统中划出生态红线，科学进行生态修复。不能依靠臆想的数学模型；而主要靠追溯生态历史（北京已开办了全国第一个生态史展）和进行国际类似地区的比较借鉴。对负责规划的专家和批准官员采取签字追责制。

　　其次，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建立规范的京津冀统一的水权市场和碳市场，破除各种体制规划障碍，充分发挥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利用协同性，理顺三地产业，构成新产业环，促进区域循环经济发展，使系统达到动态平衡。

　　再次，建议将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委员会扩大为京津冀大气和水资源、水污染联防联控委员会，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水流量、污染排放和大气碳排放，作为规划实施和市场调节的科学依据，提高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形成治理体系与治理合力的现代化。

　　同时，充分发挥京津的科技、人才和产业优势和河北的土地等各种资源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发展互利。积极鼓励人才在冀创办高技术产业、高端服务业、构建京冀旅游环（如北京—承德清史旅游环）。

　　三、创新理论，努力破解制约首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制约首都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中之重是人口过度膨胀、水资源严重短缺、水环境水生态日趋恶化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但是，北京是首都，广大群众有到北京来的愿望，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须解释清楚的。为此，应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使北京走上科学、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与兄弟省市和国家的长远与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1、创新理论，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以业控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市场应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体系”，核心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实现公平性。像纽约、伦敦和巴黎一样，北京市的市场应该是以高端企业、高端人才为导向的城乡统一的市场。

　　首先，北京应以市场配置有限的自然资源，应充分利用智力资源发展高端产业，以市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不必贪大、求全，不宜过度保护低端服务业占有过多的自然资源。

　　其次，政府财政都来自纳税人，应注重公平回报，不宜采用过度补贴公共交通等行政行为。按统计规律公益事业的行政补贴额一般不宜超过运行成本的15%，否则漠视市场规律，反而造成系统的不稳定。

　　再次，除过高房价和过高收入应控制以外，应按市场规律，像纽约、伦敦和巴黎一样，认同北京的高生活成本，认同“一部分人（包括部分地域）先富起来”。不能采取人为的行政补贴来主观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制造变相的“大锅饭”。

　　同时，应按比例以税收控制批发市场、低档的住宿、餐饮和零售等类企业，要提档次、集约化，形成城乡和过渡带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2、建立新理念，制定生态保护红线，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才能“以水定人”。要建立“生态承载力”的新理念。城市是叠加在地域自然生态系统上的人工系统，人不能为所欲为，自毁“地基”，压垮自己所在的自然生态系统。城市人口的增加必须遵循这一自然规律。另一方面，以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城市人工系统本身也不是越大越好，能源供应、水供应、交通管理和产业结构都有其边际效益，城市过大反而人为地造成了不平衡、低效，问题丛生。

　　对此也有些模糊认识：一是“到什么时候也不会没水喝”，北京居民的期盼和城市定位是青山绿水、更好的生活环境，而不仅是喝水。二是“可以调水”，笔者做过南水北调，海水淡化等多个专题调研上报，这些措施无一可以支撑北京人口无度膨胀。因此，应据此“以水定人”。

　　3、加快立法，依法行政，才能“依法管人”。控制北京人口最关键的措施是立法。按科学依据、实际情况、法理和国际惯例的原则，先立地方法规，因为北京是首都，最终应实现全国人大通过相关法律，才能真正实施。

　　笔者在北京居住了68年，在我国20省具体主持实施过生态修复，在世界101国进行了较深入的知识经济和生态修复考察，在世界上除加尔各答外所有堪称国际一流的大都市做过一周以上的调研。认识到北京在空间和地域发展上不能再“摊大饼”；在经济和功能发展上不宜再过度追求做调众口的“大锅饭”，才能在历史的新时期和世界的新格局中稳步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作者为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