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真实进入电影，它比虚构更有力量——至少刚刚落幕的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是这样的。获得最佳影片提名的9部电影中，有6部基于真实故事。这一创下新高的提名比率，让人看到了在奥斯卡角逐中“真实”的重要性。

　　首先，让我们看看在3部虚构电影《她》《地心引力》《内布拉斯加》之外，那些“真实”电影是如何构成的：最终斩获最佳影片奖的《为奴十二载》改编自1853年一位黑人小提琴家所罗门·诺瑟普的自传，讲述他在被卖到南方种植园为奴12年后终获自由的故事；《美国骗局》根据真实政治事件改编，上世纪80年代美国联邦调查局求助两位行骗高手，成功揭露国会腐败并秘密设计突击行动，这一行动后来促成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钓鱼法案；揽获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和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三项大奖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根据艾滋病患者罗恩·伍德鲁夫的真实经历改编，在大公司与政府的腐败之下，唯一合法批准上市的艾滋病治疗药物只能使病情恶化，为了活下去，罗恩开始研究未受当局批准的各类药物和替代疗法，最终获得法律特赦；《华尔街之狼》改编自美国金融业最声名狼藉的投资狂徒乔丹·贝尔福特的自传，展现了上世纪90年代有关贪婪、权力和放纵的故事；《菲利普船长》改编自亲历事件的船长撰写的纪实文学，讲述2009年“阿拉巴马”号货船遭遇索马里海盗袭击，船长菲利普被劫持后几经波折最终获救被誉为全民英雄的故事；《菲洛米娜》根据BBC通讯员马丁·西斯密斯的图书改编，讲述一位爱尔兰老妇寻找少女时代在修道院被迫放弃的儿子的故事。

　　“取材于真实”正在成为一种趋势：2013年奥斯卡最佳影片《逃离德黑兰》就是关于美国中情局在伊朗的一个真实行动；2012年的最佳影片《国王的演讲》讲的是关于口吃的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故事；2009年的最佳影片《拆弹部队》改编自战地记者马克·鲍尔根据自己在伊拉克战争中的真实经历所著的书。

　　虽然“取材于真实”并非今天才有的现象，但在近年呈现爆发之势，并且几乎变成一部电影是否被严肃对待的一个先决条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答案是多种多样的：也许因为今天的观众想看真实；也许因为与真实生活相关联将有助于推广或营销一部电影，观众更容易被一个他们已经知道的故事所吸引；也许因为我们日益热衷于真实——一如近年电视真人秀的风靡，当我们看一部电影时看到一些真实的东西似乎才是合逻辑的；也许因为真实本身就可以成为电影的一大卖点，“瞧，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故事，但它是真的！”当你宣传的时候，你可以“炫耀”这些真实的人、真实的事；也许因为电影取材于真实的趋势，是与电视正在接管大资金大投入的趋势齐头并进的，当电视承担起虚幻秀场的角色，电影正在与真实的关联中寻找一些庄重严肃的东西。

　　而在以上种种可以成立的答案之外，我看到了真实的另一种力量。2014年初，我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处处可见电影《孤独的幸存者》的户外广告。这部电影的原著与《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并称美国三大军事小说，讲述海豹突击队在阿富汗的红翼行动中的真实经历，作者即是这次行动唯一的幸存者。借此电影，我第一次知晓并触摸到这段真实的历史，了解美国特种部队经历过的残酷训练、生存状态、作战能力等等，也许我会在观影之后进一步阅读相关书籍，由此可能对世界，尤其是对真相的认知又多了一点。在艺术与商业之外，这恐怕是“取材于真实”的电影的最大价值。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价值呢？看看2014年这6部取材于真实的奥斯卡提名影片，我们发现，它们不仅取材于真实，更是多样化的：揭露公司的腐败、政府的骗局、游走在道德边缘的那些罪恶，愿意为个体伸张正义，愿意让社会、让观众更多更深广地介入到这个世界的真相之中——这足以令我们怀有敬意。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