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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铲 资料图片
今年3月,根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入选“2013年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中的洛阳衡山路北魏大墓已确认为帝陵,墓主人疑为北魏节闵帝元恭,其中出土的类似书卷样式的陶册十分罕见。这种高规格的帝王陵寝对北魏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墓葬遭到了大规模破坏,建筑材料以及随葬品几乎被洗劫一空,底部铺地石、墓道中的木柱被悉数盗走”。显然,盗墓贼再次走在了考古专家的前面。
近年来,文物保护工作形势严峻,盗墓分子活动猖獗。为什么考古专家没有盗墓贼跑得快?国内的文物保护工作究竟是怎样的现状?为此,记者采访了我国著名考古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雷兴山教授。
考古学家只会捡残砖剩瓦?
经常有人拿盗墓贼与考古专家作比较,我曾经就听到过这样两种说法:一种是说盗墓贼比考古专家更能发现文物,考古队只会在盗墓贼盗掘结束之后才去清理;另一种是认为盗墓贼水平比考古学家高,他们不仅能够率先发现遗迹,还能精准定位,挖走的都是好东西,考古队只会捡些残砖剩瓦!这两种说法都十分片面。
我国的考古发掘分为主动性发掘和抢救性发掘两种。主动性发掘是指考古工作者根据科研计划向国家申报,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之后,针对各自的课题研究有计划地、有目的地发掘。抢救性发掘包括几种情况,其中一项就是盗墓贼盗掘之后,对地下文物造成了破坏,不得不进行发掘;另一种是通过被动性的抢救性挖掘与清理工作,避免必要的基本建设破坏地下文物。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每年批准的主动性发掘有所增加,但均没有超过100项。其他大部分、数目远远超过主动性发掘的情况都是抢救性发掘。盗墓贼把墓葬破坏了,考古专家不得不去清理,就造成了考古专家跟在盗墓贼屁股后面跑的假象。其实这种认识是对考古工作的一种误解。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限制了主动性挖掘的开展?既非人力不够,也非财力不足,更不是受专业人员的限制,而是与我国以保护为主的文物方针有关。在经过三次考古大普查后,考古人员已经大致掌握了我国地上地下的文物情况。但即使是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也会对地下文物造成破坏。所有的文物都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挖掘越多,破坏也会越多。因此,即使考古人员也对重大遗迹中的文物有极大的好奇心,但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并传承文物,在还没有更好的技术方法、保护手段和研究理念之前,国家仍将采取以保护为主的方针。
盗墓贼的水平究竟有多高?
对于盗墓贼的认知,一些热播影视剧给观众带来了认识上的误解,认为盗墓贼熟读历史,且拥有高精尖的设备与工具。其实,盗墓贼并不像影视剧中那么厉害,他们就是专找墓葬,尤其是大墓来挖掘。这本身并不是具有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对文化程度的要求也不高,任何普通人只要经过几次实践,都能掌握地下的情况。盗墓贼使用的主要工具叫洛阳铲,它是一种探铲,能把地下的土给带出来,根据土质、土色和土的样子,能判断地下是不是墓葬,是什么时期的墓葬或是其他什么类型的遗迹。洛阳铲我们考古也在用,考古用的洛阳铲本来就是借鉴盗墓贼的,或者说直接从盗墓贼那里引进的。
改革开放以后,有一段时间盗墓活动非常猖獗,他们之中流传的一句话就是“要想富,挖古墓,一夜变成万元户”。刚开始的时候盗墓贼大多是单干,后来就逐渐发展成团伙化的趋势,分工越来越明确,越来越细致。真正在田间实施盗墓的人员可能是居于整个盗窃链的最下层,还有一部分人就待在地表遗址上等着收文物,收完之后,很快就通过非法渠道流传到外面。
这些利欲熏心的盗墓贼往往趁人不备,拿着探铲到处打洞,不仅仅是一个墓穴,而是对整个遗址都造成了严重破坏。就像是拿着一根针,在人的身体上扎来扎去一样,一个探铲下去,就会对文物地下保护环境造成破坏。他们钻探完毕之后也不回填,当下雨或者农民灌溉,水渗进去就会对地下文化遗产的保护环境造成二次破坏。很多时候是我们考古发现了这个遗址,但是限于时间等原因,便没有进行大规模的钻探。尤其是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虽然大规模的钻探能够知道地下文物的情况,但同时也是对地下遗址的破坏,我们就尽量少钻探,多保护。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不挖而盗墓贼就去钻探,所以有的时候他们掌握的哪个地方有大墓等这样的情况就比我们多。
基层文物保护工作量大,经费却少得可怜
在某些地方盗墓活动还很猖獗,局势还很严峻,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网上一些关于民众对盗墓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执法部门对盗墓活动束手无策的言论是不太确切的。对遗址的保护,上至国家文物局,下到地方各省、市、县的文物保护部门都有专门的执法队伍来打击盗墓活动;全国一些重要的大遗址,也都有专门的文保员。这些文保员就是当地的村民,在他们平常农作与巡查的时候,一旦遇到可疑情况就会立即向有关部门上报。现在全国很多省份的大遗址都形成了这种群众与文保部门联动的机制。据我所知,比如陕西的周原遗址,在三十多平方公里的遗址上,就有30~40名文保员。通过他们辛勤的工作与努力,遗址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但是不得不承认,中国的遗址非常多,而基层的文保经费却少得可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每个遗址都能有一个专职或者兼职的文保员。我上面提到的当地群众与文保部门联动的情况也仅仅限于大遗址。对于县里最基层的文物保护部门,比如说博物馆、文物局或者文管所,他们的人员非常少,一般就几个人。而面对全县那么大的地方,他们也兼顾不过来。
那究竟该怎么做这件事情呢?国家和地方也都在想办法,做很多努力,像逐步加大资金扶持力度等,但是总体来说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如果国家在财政允许的情况下,能够有更多的资金投入,文保工作的局势应该会越来越好。
盗墓对文物破坏大,无序的基础建设破坏更大
盗墓贼对文物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这些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但需要强调的是,盗墓贼固然很可恨,造成的破坏固然很严重,但对文物的破坏程度而言,各地大量无序的基础建设远超过盗墓贼的盗墓活动。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结束之后,根据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消息,全国登记消失的文物超过了4万处。这中间无序的基础建设与文保工作的矛盾最严重!盗墓贼就是挖坏一个墓,但是墓圹还在;而基础建设造成的破坏却是摧毁了整个遗址。作为一个基层的考古人员,我曾看到过很多这种情况:为了赶工期,考古必须给基建让路。很多重要的项目,考古工作甚至还没有结束,就开始基建了。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珍贵的文物消失,我们能做的就只是配合基建或者给基建让路。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为了政绩就把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放在次要的位置上;为了快速地让一个建设工程完毕,考古工作往往还没有充分地展开,有时候甚至完全没有开展,一个遗址就被彻底地毁掉了。
要扭转这种局面,首先要从改变观念做起。一些地方领导觉得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民生改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矛盾,所以才会时常发生这样的冲突。但是其实两者之间不仅不冲突,而且还可以实现双赢。因为文化遗产保护的本身就是对当地民生发展的一个根本保证。文化遗产是民族的魂和根,是我们传承民族记忆的一个物质遗存。通过对古代文明遗存的研究,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历史,为我们民族的发展指明方向。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突然失忆了,这是件恐怖的事情。而如果我们的文化遗产遭到破坏,我们整个民族都会失忆。一个失忆的民族,一个忘记自己过去历史的民族,将是非常可怕的,这个民族就会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将走向何方。
(光明网记者 岳静林采访整理 光明网“五老评热点”栏目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