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周初年黄帝或尧帝后裔受封于蓟城以来，幽州、冀州作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与当代京津冀三省市所辖区域相当。历魏、晋、南北朝而不改

　　主持人：京津冀的起源可追溯到何时？真正崛起又是何时？

　　孙冬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据《礼记》和《史记》记载，北京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武王伐纣不久封黄帝或尧帝的后裔于蓟城的西周初年，此后某个时期蓟国被南面的燕国吞并，蓟城又做了燕国的都城，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成为北方军事重镇幽州的治所。五代后晋天福元年（936）把俗称“燕云十六州”的幽蓟地区奉送契丹，两年之后的辽会同元年（938），幽州被提升为五京之一的陪都“南京”（亦称“燕京”），这座城市开始被赋予更多的政治功能。

　　与北京相比，天津的崛起要明显晚一些。这里扼守着漕运咽喉与海河出口，在元朝是河间路所属的海津镇，明永乐二年（1404）筑城置戍，次年设天津三卫。清雍正三年（1725）改置天津州，九年（1731）升为天津府，治所在天津县（今天津市）。同治九年（1870）以后，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多驻天津，冬季才回到保定。进入民国，天津继续作为直隶（河北）省会。

　　孙成尧：战国时期，在河北建都的北有燕国，南有赵国，中部还有北方少数民族狄人建立的中山王国。

　　汉朝，分全国为十三刺史部（又称十三州），河北北部主要属幽州刺史部，中南部属冀州刺史部，张家口地区北部为匈奴、乌桓活动的地区。汉代以后，幽州、冀州作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在河北境内，历魏、晋、南北朝而不改。

　　隋朝统一中国以后，文帝废郡置州，以州直接辖县。到炀帝时，又更州为郡，以郡统县。郡治在河北的有北平、恒山等14郡。从隋朝始，冀州、幽州作为一级政区之名消失于史籍。

　　唐朝初年，以山河大势将全国分为十道。今河北辖域主要为河北道，小部分属河东道和关内道。“河北”一词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就出现了，但作为大行政区的名称是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并省分道后才出现的。

　　明朝初年，今河北大部为北直隶省，明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顺天府（今北京），改北京为京师，今河北省大部分地区归京师管辖。清朝继续实行行省制度，河北为直隶省。中华民国成立后，当时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今河北境域主要属直隶省，后因直隶省名不符实，于1928年改为河北省。

　　北京作为元明清等朝代的首都，更是加强了与周边地区在数百年间始终保持着的行政关系上的“一体化”

　　主持人：在辽金元明清时期，北京成为首都，对天津和河北有何影响？

　　三者的地位和行政区划有何变化？

　　孙冬虎：金代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从今黑龙江阿城迁都燕京之后，拓展旧城并改称“中都”，历史上的北京由此成为北半个中国的首都，城市故址在今广安门一带。元代在中都旧城东北郊建设新城后，宏伟壮丽的元大都成为统一国家的首都，此后的明清北京、民国北京（北平）以迄现当代北京，城市范围虽有伸缩，但所在地点大体未变。从辽南京时代算起，历史上的北京基本连续地保持首都（或陪都）地位已达千年以上，在此基础上才产生了源远流长的京津冀关系。

　　帝都时代作为政治中心的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市范围仅限于城墙之内，至多扩展到城门附近的关厢地区。以行政区域划分与政府机构设置为显著标志的管理系统，并未导致国都与周边政区的分离。换言之，它们在数百年间始终保持着行政关系上的“一体化”。

　　如，金朝据有淮河以北地区，以中都城为治所的中都路，范围与辽代的南京道大体一致。再加上河北东路、河北西路、大名府路，以及西京路东部、北京路南部诸州县，与当代京津冀三省市所辖区域相当。

　　又如，明代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首都所在的“点状”城市及其周边由顺天、永平、保定、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八府构成的“片状”省级政区，都以“京师”相称。驻在京城的顺天府所辖地域与元代大都路相仿，北京因此亦称“京师顺天府”。

　　清代以原“京师八府”所属区域与长城以北新设的承德府、口北三厅组成直隶省，当代河北省的基本轮廓即直接承袭于此。顺治十八年（1661）直隶总督驻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康熙八年（1669）直隶巡抚、雍正二年（1724）直隶总督驻保定，此地始为直隶省会。

　　主持人：依您之见，那时北京虽然是首都，但与津冀还未分离，在行政区划上区分并不十分明显？

　　孙冬虎：综合清代之前国家政治中心与周边地区的政区设置及其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其间存在着以首都（或陪都）为治所、管辖若干州县的路、府（辽代的“道”只涉及海河以北地区，可以置而不论），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未上升为国家最高级别的行政区域之间的矛盾。金代以中都城为治所的中都路虽是国家的第一级政区，但在今天的京津冀三省市范围内，同时却有河北东路、河北西路、大名府路、北京路、西京路等与之相互制衡，不致形成首都地区一家独大的局面。元代的大都路是中书省所辖诸路之一，明代顺天府是“京师八府”之一，清代顺天府也是直隶省诸府之一（顺天府归直隶，但治权归中央，顺天府和直隶都只管到城门外），它们都是省级之下的第二级政区。这样，这个区域内的行政区划系统长期在“一体化”的格局中正常运转。

　　在近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京津冀三者关系比较复杂，时而一体，时而分家

　　主持人：那京津冀三者的行政区划关系是何时及如何变化的？

　　孙冬虎：放眼整个京津冀地区，民国年间的行政区划系统变化更加显著。1912年顺天府改为直属于中央政府的京兆地方，1913年直隶省各府州统一废改为县。1928年迁都后，直隶省改为河北省，京兆地方并入省内；在天津县城区设立直属行政院的天津特别市，1930年6月改为天津市，10月降为河北省辖市，1935年再度升为院辖市。

　　就是从这个时刻开始，北平、天津两个特别市与周边围绕它们的河北省，形成了地域相接、级别同等、互不统辖的关系，原来的“一体化”变为“三足鼎立”。城市近代化水平的继续提升，势必要求把自身占据的地理空间向相邻的河北省拓展，以期获得更多的土地、水源、能源、交通、旅游等方面的支撑。京津市域的拓展也就意味着河北辖境的萎缩。

　　主持人：这一时期，三者关系比较复杂，时而一体，时而分家。

　　孙冬虎：是的。京津冀三角关系的另一方面，是平、津两市作为省级特别市或降为省辖市的某些阶段，都曾做过河北省会，其间的政区分合、等级升降与治所迁移，显示了三者之间时而“一体”时而“分家”的关系。在天津与河北之间，这种关系更是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1928年6月设立北平特别市、京兆地方各县划归直隶省（7月改称河北省）后不久，河北省会10月由天津迁到北平。这样，北平既是河北省政府所在地，又是行政院直辖的特别市。1930年7月北平降为河北省管辖的普通市，但河北省会却于10月复还天津，1935年再迁保定。当1946年2月北平市拟定新市界草案时，河北省显然依旧没有萎缩自己、壮大对方之理。行政区划关系的反复变更，使北平市域一直不能向外拓展，河北省治也多次往复迁移。如果从清初的直隶总督驻地算起，迄今已历经大名（1661）→保定（1669）→天津(1870)→北平（1928）→天津（1930）→保定（1935）→天津（1958）→保定（1960）→石家庄（1968）这一连串变动，其频繁程度在全国绝无仅有。

　　几千年来，燕赵地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界地带。两种文化碰撞的地方，最容易产生新思想、新文化。燕赵大地可谓民族融合最频繁的地方

　　主持人：在北京定都且产生重大影响的朝代中，5个当中有4个，即辽金元清是少数民族政权，为什么？他们为什么都选择定都北京？

　　罗保平：北京由我国的北方重镇演化为全国的政治中心，除了地理位置因素之外，我国政局的演变与北方民族关系的变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历史上北京虽然立都13次，但真正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只有辽金元明清五代，而在这五代政权中就有四代是少数民族政权。每当我国北方民族矛盾加剧时，北京都是少数民族南进中原的桥头堡，而对南方的汉族政权而言，北京则是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前沿阵地，因此汉族政权对都城的选择更重视中原一带。

　　孙成尧：几千年来，燕赵大地可谓民族融合最激烈最频繁的地方。两汉与匈奴的交兵，魏晋南北朝的纷争，隋唐时期的内乱，五代十国的更替，北宋与辽、西夏的对峙，南宋与金、蒙古的博弈，元灭南宋，明灭元，清灭明，以及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每一次冲突，都伴随着一次民族大融合。

　　历史上，燕赵地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界地带。两种文化碰撞的地方，最容易产生新思想、新文化。一方面，它使得中原文化融入了大量剽悍、刚烈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新鲜血液；另一方面，它又使得中原文化和农耕文化传播到北方的广阔地区，带去了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温文尔雅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加快了交流的步伐，促进了燕赵文化特征的最终形成。

　　北京的地名，不少是从明清继承下来的，其中一些地名和相应的移民史实相联系

　　主持人：北京有一部分街巷，如苏州胡同、苏州街、镇江胡同、陕西巷、山西街、山西营、四川营、河南新营、安徽义园等，以外省县地名命名，这些地名已传承许久，有何特殊含义？与天津上海的外省地名有何不同？

　　孙成尧：这些地名与天津、上海以全国省区和重要城市为街巷命名的情形不同。如天津的“河北路”、上海的“南京路”等大多数此类地名是辛亥革命国民政府时期改的新名，而北京的这类地名主要是从明清继承下来的。其中一些地名和相应的史实相联系，如“四川营”就是历史上秦良玉率蜀军驻扎的地方，“安澜营”是明代南方少数民族俘虏获得赦免以后的安置地。

　　北京的一些外省地名与移民有关。明朝成祖迁都北京时，除官员、贵族、家属之外，还把大批外地人口迁入北京。因为当时的北京城屡经战乱几近荒芜，大规模的迁民有三次，“永乐二年秋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甲戌，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民实北京”、“丁巳，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俗传“京师商贾皆晋人”，今大兴、顺义区有大量的山西地名，如：长子营、屯留营、蒲州营、大同营、忻州营等。

　　屯田和驻军是一种集中移民的方式，这些移民地名多以“营”、“屯”命名，多分布于人口稀少的郊区，例如昌平集中分布了一系列的“屯”地名。像“山西大木厂”、“扬州胡同”、“镇江胡同”等是以工商业者为主的城区移民地名。

　　罗保平：深厚的历史基础成为一种纽带，把京津冀紧紧联系在一起，在长期的交往中，京津冀不仅形成了相同的文化基础与生活习俗，还形成了相互协作、共同发展的良好传统。

　　元朝直沽盐运司任意拦截商船，造成商船“狼顾不前，使京师百物涌贵”。可见直沽的商业集散地位对当时的大都来说是多么重要

　　主持人：能否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京津冀历史上繁荣的商业来往？

　　孙成尧：从12世纪中叶开始，北京便成为金王朝的首都。由于区位上的优势，天津开始成为首都粮食供应的储运枢纽和经济辅助城市，也是北京的门户和天然出海口，两地经济发展的联系越来越密不可分。据《元史》上的一则记载说，由于元朝直沽盐运司经常借向大都运盐之名，任意拦截商船，并向载运米粟的富商索要重贿，造成商船“狼顾不前，使京师百物涌贵”。可见直沽的商业集散地位对当时的大都来说是多么重要。

　　因为天津地处渤海湾地区的中心，加之商业发达，与北京的经济联系密切，所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虽然加开了许多商埠，但仅“于牛庄、天津、登州三口设立办理通商大臣，驻扎天津，专管三口事务。”天津开埠，标志着京津冀地区的传统商品市场开始与世界商品市场联结起来。各种外国商品越来越多地通过天津口岸输往环渤海地区或更远的腹地。与此同时，中国北方特有的农副土特产品，如河北北部的畜产品、开平的煤、北京的地毯……也因天津出口贸易需求量大而不断得到开发。

　　古代北京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在采伐森林与石材、烧制石灰和木炭、开辟城市水源之外，更多地体现在政治、军事方面

　　主持人：历史上北京成为首都后，京津冀三者之间的商业往来作用是否减弱了？政治作用是否加强了？

　　孙冬虎：京津冀地区在辽、元、明、清时期没有两三个一级政区并存的现象，金代作为一级政区的中都路也与这个范围内的其余诸路大致均衡。首都或陪都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在采伐森林与石材、烧制石灰和木炭、开辟城市水源之外，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方面。

　　北京作为国家政治中心及其周边津冀作为“畿辅重地”虽近千年之久，但我国的经济重心在唐宋时期就已转移到南方。当代迅猛发展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历史上就以产业经济为纽带形成了彼此分工、相互依存的密切关联，带动城市崛起的因素也大多出于经济方面。帝都时代北京以粮食为主的物资供应，一直依赖江南漕运而不能就近解决。周边区域与北京的经济关联比较薄弱，促进主要城镇发展的因素往往是作为府州县治所或军事要地的需求。

　　主持人：在军事方面，北京对津冀地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里？

　　罗保平：津、冀地区是北京安全的外围保障，很多军事机构和设施都分布在这里。天津最早只有盐场和管理盐务的机构，明永乐时开始筑城设天津卫，后又设天津左卫与天津右卫，成为京东的重要门户，天津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所以到了清代先后被升为州、升为府，清末还成为直隶总督的驻地，其影响日益扩大。

　　保定是京南大邑，蒙古时期重建城池，明代将北平行都司更名为大宁都司后迁驻于保定，专门负责京畿附近的护卫与安全。保定一名即有保卫大都、安定天下的意思。保定所辖的涿州与北京的关系更为密切。涿州紧邻北京，为京南名城，秦代的广阳郡、三国时的范阳国都治于涿县，唐代始置涿州，元代一度升格为路，政治地位颇高，清时涿州隶属于顺天府，为首都北京的南大门。

　　在北京管辖的区域中，延庆县的身份比较特殊，北京现今所属的区县明清时期大都属顺天府管辖，只有延庆除外，明代延庆直隶京师，清代则隶属直隶宣化府，1958年才划归北京市。延庆地势险要，南有八达岭长城，直接控扼居庸北口，是北京西北部的军事重地。明代除驻于京城的12京卫之外，在周边还有外卫，分别驻于通州、密云、良乡、三河、武清、涿州、蓟州、遵化、丰润、玉田、香河、平谷、宝坻等地，这些军事设施便形成了北京安全的坚固屏障。

　　（主持人：张记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