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传播学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1911年—1980年）

邵燕君

　　汉译本的麦克卢汉部分著作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媒介革命的反复席卷下，我们终于对麦克卢汉半个世纪前提出的“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等理论有了切身的体会。麦克卢汉提醒我们跳出哺育我们长大的印刷文明的局限，以人类文明整体发展的“大局观”审视人与媒介的关系。

　　在麦克卢汉看来，任何媒介都不外乎人的感觉和感官的扩展或延伸：文字和印刷媒介是人的视觉能力的延伸，广播是人的听觉能力的延伸，电视则是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能力的综合延伸。他认为在机械时代，人类已经完成了一切身体功能的延伸，进入到电子时代，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得以延伸。所谓“媒介即讯息”指的是，“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 。

　　虽然常被诟病为“媒介决定论者”，但麦克卢汉有关“媒介是塑造历史和社会的隐蔽力量”的论述在电子时代越来越显示出“偏激的力量”。他指出，媒介和社会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人的感官能力“统合”—“分化”—“再统合”的历史。拼音文字发明之前，部落人感觉器官的使用是均衡的。拼音文字的发明打破了部落人眼、耳、口、鼻、舌、身的平衡，突出了眼睛的视觉。从古希腊荷马开始的文字时代在人类社会持续了约两千年，而直到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术的出现才最终结束了部落文化，保证了视觉偏见的首要地位，进一步加重了感官使用失衡的程度。以电报发明预示的电子革命的来临，尤其是电视和网络多媒体的出现，则恢复了人的感官使用比例的平衡，使眼、耳、口、鼻、舌、身重新均衡使用，在一个更高的层次重新统合化。电子时代由于人的感觉器官重新统合化，人们比分割化的过去更多地使用形象思维。形象思维尽管是人类最早的思维方式，然而它又是综合的思维方式。逻辑思维是人类的高级思维方式之一，然而它又是单一的思维方式。在更深广的意义上，形象思维包括了逻辑思维。麦克卢汉对电子革命可能带来的“地球村”的乌托邦想象是以前文字时代为蓝本的。在他看来，以媒介技术的发展变化为基本判断标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前文字时代/部落时代、谷登堡时代、电子时代。我们以往认为的“文明时代”在他这里恰恰是“文明陷落的时代”，是两个伟大的“有机文明”之间的插曲。

　　在这一理论视野的观照下，不但以往无数的文学“常识”、艺术“原理”要被颠覆，而且，文学作为“文字的艺术”在整个文明体中的位置也需要被重新思考。

　　我们不得不清醒地意识到，文学作为文字的艺术，实际上是一种“转译”的艺术，它成为艺术的主导形式，其实是印刷时代技术限制的迫不得已。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人类的主导艺术形式是发乎“肉声”的诗歌和成于“肉身”的戏剧，印刷术发明之后才转变为可阅读的小说。印刷文明解决了跨时空传输的问题，却也封闭了所有感官，只留下视觉，而人们目力所见的并非形象而是文字。这就需要一批受过专门训练的作家系统地“转译”，将各种感官的感觉转译成文字。这个过程是孤独而隔绝的——作家在一个时空孤独地编码，读者在另一个时空孤独地解码。其中必然出现的大量“误读”现象甚至成就了“接受美学”这样一个学科。而这种超越时空的“编码—解码”过程，也使文学艺术具有了某种神秘性、永恒性和专业性。即使是最低等级的大众读者也必须识文断字，具备一定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转换的能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与作家共享某种文学传统。印刷文明极大丰富了人类的艺术资源，也使“文字统治”成为可能。

　　面对媒介革命，我们必须思考“文学性”如何重新定义，而思考的前提是必须跳出印刷文明的局限。数百年来，我们天经地义地以文学为中心制定艺术标准，习惯性地以“文学性”指代更广泛的“艺术性”。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作为一种环境往往是不被察觉的，就像鱼儿上了岸才会发现水。如今，古老的谣曲有了电子媒介这一新鲜的嘴唇，而“内容一经媒介即发生相应变化”，这正是“媒介即信息”这一论断的重要含义。或许我们只能以“精灵”这样的抽象意象来理解“文学性”，它既不绑定于某种媒介，也不绑定于某种形式，更不绑定于某种标准。这并不是说人类在印刷文明时代形成的一切关于文学的标准和审美习惯都要被废弃，而是要如麦克卢汉所言，引入“新的尺度”。必须把“新的尺度” 带来的“感官比例和平衡”的变化引入对文化的判断标准之中。对于移动互联网时代文艺形态的想象，我们不能延续任何一种“网络移民”的路径，而是要考察网络新生——来自前文字时代的“文学性”必然穿越印刷时代，以“网络性”的形态重新生长出来。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抱有任何既有的观念来界定、评价网络时代的文学，必须在纸媒文学体系外重建一套网络文学的评价标准和批评话语体系。

　　对于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而言，我们还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残酷的事实：网络文学尚未获得合法性就已经开始准备被边缘化。在网络时代，作为“文字的艺术”的文学将不再居于文艺的核心位置。鉴于互联网的媒介性质，未来的主导文艺形式很可能是电子游戏。根据媒介变革的理论，每一次媒介革命发生，旧媒介不是被替换了，而是被包容了，旧媒介成为了新媒介的“内容”，如口头文学是文字文学的内容，纸媒文学是网络文学的内容，文学是影视的内容，而这一切都是电子游戏的内容。当电子游戏君临天下的那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文学，即使是寄身于网络的文学，除了作为一种小众流行的高雅传统外，主要将以“游戏文本”的形态存在，其“文学性”必须在“新尺度”下重新建立。

　　伴随“文学性”变迁，“文学”研究者也必须重新自我定位。这不仅意味着研究范围的大幅度拓宽变化，研究方法的全面更新，同时也意味着研究态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再被要求保持中立的、客观的、专业的“学院派”超然态度，而是被召唤“深深地卷入”。因为，电子时代使人们的感官重新全面打开，这个时代最“受宠”的模式是感官的深度参与，“我们的时代渴望整体把握、移情作用和深度意识，这种渴望是电力技术自然而然的附属物。”“在电力时代，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靠技术得到了延伸。它既使我们和全人类密切相关，又使全人类包容于我们身上。”

　　或许历史的发展未必如麦克卢汉预计的那样乐观——人类打破印刷文明建构的“个人主义”，在“地球村”的愿景上重回彼此密切相关的“部落化”生活，但至少重新“圈子化”了。只有在“重新部落化”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网络空间的 “粉丝文化”，生产者与消费者一体，创作者和分享者组成一个“情感共同体”。这就要求研究者如果不是“地球村”的“有机知识分子”，至少是某个“圈子”的“学者粉丝”，不能进入“圈子”就不再具有“入场”资格。

　　今天，我们正处于媒介革命的“临界期”，此时，我们因“震惊”而“麻木”是最正常不过的心理保护机制。但如果我们放任自己“麻木”，就要面临崩溃。作为“人类精神的触须”，文艺创造者和评论者应洞察时代的变迁，做出自己的选择——或明知大势所趋而甘愿抱残守缺，以媒介的自觉者做文字艺术忠诚的守护人；或与时俱进，戴着印刷文明的镣铐跌跌撞撞走进电子时代，为同代人触摸新的情感模式和认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