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祯

　　上海昆剧团创作演出的昆剧《景阳钟》近两年广受戏曲界关注。该剧系根据昆曲传统戏《铁观图》整理改编，改编者周长赋。《铁观图》又作《铁冠图》，清初顺治年间上演。该剧从李自成米脂县反监写起，取杞县，攻汴梁、归德，破太原，进代州，入保定，陷北京，崇祯自缢，清兵入关，李自成弃京而亡。《曲海总目提要》有著录，作者佚名。共二十二出，传奇长篇结构，以李自成起事兴败为主线，正面表现李自成故事，但所持依然是正统历史观念。剧本已佚，仅存《撞钟》、《分宫》等折子戏。

　　《铁观图》对李自成持批判态度，斥李自成为“闯贼”，而视明廷为正统，所谓“零落孤臣宿将，剩得宫嫔掖使，誓死表丹诚。煤山殉社稷，万古有余馨。”这么一个题材和这样一种态度，自然在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昆曲舞台上搬演是难以想象的。这部戏在清末民初却曾一直盛演不衰，《缀白裘》、《昆曲粹存》、《审音鉴古录》、《六也曲谱》、《集成曲谱》等选收折子甚多。对这一剧目，人们看重舞台表演经久不衰的魅力和艺术积淀。当然，题材本身不是没有可以挖掘的，朝代的更迭灭亡，总是充满故事和戏剧的。剧作家有着潜在的诱惑，欲罢不能，因而《景阳钟》的诞生有其必然。

　　以崇祯为主人公，不仅是剧作人物关系的重置，更是编剧主题立意的逆转。剧名的变化也昭示了剧作题材和思想的变化。名“铁冠图”者，剧中有铁冠道人预知明王朝败亡之迹，留下画图藏于通积库中。时机既至，库神奉命带崇祯往瞻，使得崇祯惊疑不定。“铁冠图”成为该剧一种对历史预测的箴言。而《景阳钟》之人物，崇祯为首，其他尽皆崇祯身边人物，周皇后、周奎、袁国贞、王承恩、太子、公主等，没有覆亡崇祯统治的李自成，整个闯王队伍，只有一位闯王将及军士若干，这样的人物安排，不只是戏剧结构冲突精练的考虑，更是题材思想转变的一种回避。没有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农民起义那么一种认识和推崇，但也不能还原、倒退到“遗民外史”的“闯贼”年代，故消解闯王及其一时叱咤风云的故事还是必要和慎重的，所以改编后的全剧应该说李自成已经从戏剧的主角成为了只是戏剧发生的故事背景。

　　从戏剧结构角度看，撷取宫廷崇祯之死一节来表现是明智的，而剧作家周长赋选择这段故事，选择崇祯之死，不会仅是这一题材的编剧技术缝合，势必融入他对这段历史悲剧的理解和诠释。剧中将崇祯之死及明朝的覆亡作了形象而生动的揭示。对崇祯这一人物，剧作家是带着同情的，写他在位十七年，偃武修文，减膳撤乐，以图全盛，殊不知李自成步步紧逼，兵临城下，崇祯难挽大明的倾覆。面对这一颓势，崇祯自然无力改变，但正是生死之际，更能见出人心，能够拷问人的灵魂。崇祯与王承恩对饮一场，君臣之间做到了平等和推心置腹，但为时已晚，成了“绕树鸦啼，亡国君修命绝词”。通过崇祯之死与悲剧命运，改变了这一题材的历史轨迹和思想表达，剧作家刮垢磨光，腾挪闪转，赋予人物以积极的意义。

　　李自成风卷残云的所向披靡仅成为该剧不断被淡化的背景，正面表现的是崇祯及其周边人的林林总总。大将军袁国贞忠心耿耿，主动请缨，在兵败被围之时不投降，自刎而死。军事上的失利，也是明王朝统治多年积弊所致，监军杜勋关键时刻仍然克扣军饷，最后投奔敌方。包括督守九门的王化淳和崇祯信任的太监黄德化都先后背叛。当然，最能反映明王朝昏聩和腐败的是国丈周奎这一人物，国破城危之际，依然借寿诞之名，大宴宾客，敛取钱财。该剧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明王朝覆亡的历史原因，内外交困，真是“家亡国破天昏暝，社稷裂崩，奸邪包围，忠良几尽”！这样的戏剧解构，完成了新剧的题材转换和主题拢聚，也完成了戏剧的起承转合。

　　就《铁观图》这一题材的敏感棘手而言，这样的改编应该是效果最好的，甚至可以说是化腐朽为神奇。改编者通过廷议、夜披、乱箭、撞钟、分宫、煤山几场，完成了一个以崇祯为主角的戏剧建构。比起清末民初昆曲舞台的串演，显然这样的改编剧情更为合理，而舞台表演所依赖的仍是传统的积淀，这使《景阳钟》区别于其他的新编剧作，有着较为厚重的基础。毕竟由于这一题材的内容十分丰富和复杂，《景阳钟》虽结构完整、情节合理，但也给观众和读者过于急迫之感。有些原剧具有的情节或细节在改编中就可能显得不那么细致甚至有点牵强了。《景阳钟》中，闯王军队攻陷居庸关和昌平时，周奎还在府上宴请六部大人，为其过七十寿诞。周奎是周皇后的父亲，一个反面人物，但即便私心再重，利欲熏心，他也会为自己安危着想，不会那么不识时务，去操持几桌酒席。这样的情节安排，显然是从戏剧“结构”的需要，而不是从人物自身行为和思想性格也不是从整个戏思想节奏的逻辑合理性出发。剧中反面人物杜勋、王化淳刻划比较简单，有点脸谱化、概念化。下《罪己诏》是认识崇祯具有自省和自我批判精神的重要关目，可惜改编者轻易地让它在笔端流走。《罪己诏》的情节成为崇祯一种自我解脱的形式之举，那么轻易和随意，反而显得崇祯不够真实和真诚，这也限制了塑造崇祯这一人物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