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解非首都功能需处理好四大关系，才能扬长避短、有序推进，最大程度发挥疏解效应。

　　准确把握“疏解”与“稳增长”的关系。当前，北京面临新常态时期经济规律性放缓的压力，完成年度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任务艰巨，对经济增长降速的短期忧虑一定程度上妨碍了非首都功能疏解长期任务的实施，“疏解”与“稳增长”的矛盾性大于统一性。要确保“稳增长”目标下非首都功能疏解任务的实现，应以协调平衡两者关系为着力点。

　　要在保持经济“增速适度”的目标下谈“疏解”，既要坚持底线思维，尊重市场规律，不搞冒进运动，防止“换挡期”传统增长动力过快衰减给经济造成的冲击；又要把疏解任务规划好、落实好，在治理“城市病”上能够有重要突破，向体制改革要动力、要活力，以顺利完成各项疏解任务；还要审慎把握疏解的力度和速度，疏解滞后不行，“单兵突进”也走不通，要示范带动、重点突破、有序推进，在弯道行车中控制好速度，做到不“过速”也不“失速”、变被动为主动，这是确保北京经济行稳致远的关键。

　　正确看待“得”与“失”的关系。加快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产业的调整退出，必然会减少产业存量、财政收入、就业岗位，企业搬迁、停产补贴等政府鼓励性政策的出台也会进一步增加财政支出负担，这些都是导致经济潜在增速下滑的不稳定因素。

　　疏解带来的“收入减少、支出增加”，是北京的“失”。但这种“失”换来的是体制活力和改革效益的释放，生态环境、民生和国际形象的改善，城市宜居品质的提高，长期看，既有利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又有利于北京的可持续发展。同时，首都“首善之区”地位特殊，非首都功能疏解示范性强，也对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公共服务等多方面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意义重大，这些都是北京的“得”。

　　“一失一得”间如何权衡，关系到各层面疏解工作能否稳妥、有序、可持续推进，这取决于短期内执行层共识的达成、传统观念的革新、政绩考核方式的转变等一系列配套改革能否跟进，要求政府和企业之间、功能疏解地和承接地之间相互配合、加强对接、形成合力。

　　综合协调“增量”与“存量”的关系。“城市病”治理光堵不疏难以见效,只有做到疏堵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消解中心城市集聚的动力。功能疏解的重点和难点是存量疏解，疏解的政策效应体现于以增量控制带存量疏解的过程。

　　城市管理模式变革的关键是，推动制度设计成为城市存量规划的工具，实现规划管理由技术治理层面向体制管理层面转轨。相较于严控增量，疏解存量亟需改变的是当前传统空间规划管理的理念和机制。城市存量管理问题的表面是规划失效，实际则是制度缺位。随着产权形态越来越复杂，制度基因也就随之植入，制度设定就是要将规则和变更的规则变为有价值的工具，谁能更好地设计制度，谁就会在存量管理中获得发言权。

　　妥善处理“疏解”与“统筹”的关系。非首都功能疏解不仅仅是“疏解”，更要做好“统筹”。统筹市域和区域两个空间、政府和市场两股力量，寻求城市地区整体协调发展，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影响力。

　　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中“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是基本原则。一方面，应着力完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疏解非首都功能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行政力量应在破解制约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的传统政策方面做文章，着力制定与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的政策机制，包括重点领域的公共投资政策、财税和金融领域的激励政策、区域补偿和转移支付政策等，建立北京与周边地区协同疏解城市功能的长效机制。应当严格限定政府主导的范围和时限。需认清，政府不是非首都功能疏解的主体，虽然在疏解的起步阶段，仍需暂时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主导作用，但政府此时的主导是为今后市场的主导创造条件；在中期和远期阶段，应考虑政府如何变“主导”为“引导”、行政手段如何淡出、经济手段如何接力行政手段等问题。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