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编写出版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9》多次“点名”广州、深圳都市圈,还提及惠州、东莞、佛山等大湾区城市。6月5日广东省发展改革委网站发布的《广东省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2020-2035年)》明确提出,推动广州都市圈(包括广州、佛山、肇庆、清远、云浮和韶关)、深圳都市圈(包括深圳、东莞、惠州、河源和汕尾)、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深度融合。这是近期广东省公开文件中首次透露广州、深圳两大都市圈的具体范围。本期思与辨就该问题进行讨论。
主持人:赵 鑫
嘉 宾:李文军(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肖 俊(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和静钧(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现代化都市圈是高素质人才的主要集聚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发源地
主持人:纵观世界,纽约都市圈、伦敦都市圈、巴黎都市圈等都市圈发展正兴,不少发达国家都将都市圈的规划视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那么,发展都市圈有什么意义?从经济上看,相比于聚力发展单一城市,都市圈发展模式有何优势?
李文军:都市圈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是城市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进入后半场,都市圈在国家空间规划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向上链接城市群、经济带,向下衔接中心城市和中心城市所辐射带动的区域,意义重大。
现代化都市圈是高素质人才的主要集聚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发源地。现代化都市圈在都市与周边城市原有的产业协作关系基础上形成区域科技创新系统及其正反馈机制,即核心城市承担科技创新功能,周边城市承担新技术中产业化及信息反馈功能,从而加快科技创新的步伐和发展新技术、新应用的频度,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这些优势都是单一城市所无法比拟的。
肖俊:都市圈的形成既来自中心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来自周边城市的需要。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能够形成资源与产业的互补,相互依存度高。发展都市圈的意义在于尊重城市经济的自然选择,肯定空间结构的合理性,对都市圈里的所有城市都利好。
都市圈的优势首先在于突出了中心城市的资源富集与辐射作用,围绕中心城市的优势产业和产业链条,提升区域经济规模。其次,都市圈规划有利于化解中心城市同质化发展的困境,减少广深两大城市在产业和资源领域的竞争而造成的损耗,逐步构建各自的重点产业集群,形成自己的特色优势。
和静钧:都市圈可以形成城市生态区,这是破解城市病的最有效药方。都市圈模式与单一城市相比潜力巨大、发展后劲足,是现代城市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以广州与深圳两大都市圈为例,都市圈的经济规模达到了4万亿元以上,产业链延伸与社会服务业辐射效应明显,又因没有行政隶属与统一财政等约束,城市产业政策更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相较于单一城市的发展模式,都市圈模式的优势显而易见。
都市圈的形成主要是自然的选择
主持人:实际上,广东提出规划广州、深圳都市圈已有时日,但此次却首次明确了两大都市圈的范围。从深圳都市圈看,目前包括深圳、东莞、惠州、河源和汕尾,为何选择这些城市?如何理解都市圈城市的选择?
肖俊:都市圈的形成并非完全依赖于行政规划,主要是自然的选择。深莞之间不仅产业关联度非常高,而且处于一小时生活圈,各方面来往都非常密切。惠州、河源、汕尾长期受到广深莞产业的辐射,有深莞紧缺的土地资源,有较好的承接基础和配套服务,尤其是租金便宜,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当然,目前来看,莞惠河汕不论是科技水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还是人才数量都难以完全达到中心城市产业发展的要求。不过,随着都市圈联系越来越密切,资源自然会随着价格因素流动。如果深莞惠河汕能够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接近一线城市水平,那么就能够更好地融入珠三角都市圈。
和静钧:都市圈不是仅凭地理关系撮合而成,也非只是基于简单的通勤1小时的交通尺子来丈量,而是基于内在的功能互补等因素所决定,非人为选择之物。虽然在规划上可能会给人以某种错觉,以为现行都市圈是通过人为选择或基于行政命令而划定的,但事实上,规则指导思想遵循已有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们之间不是中心城与卫星城的简单主次关系,如从深圳与东莞之间的关系来看,两个城市产业分工、服务业分布、交通信息互联互通,根本看不出是谁从属于谁的问题。如果仅从地理关系看,东莞离广州,与东莞离深圳,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大差别。此外选择河源与惠州,更多的是考虑到经济辐射与产业延伸效应。它们之间相互独立,但又是深度相依,并与圈内的多元主体良性互动,多元主体之间的战略协调得以有机展开。
李文军:深圳都市圈选择这几个城市,一方面考虑到了行政地理位置的因素,东莞、惠州临近深圳,区域内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不同,这些不同强度的增长极会通过扩散效应对外围区域产生不同的影响。实践也表明,增长极的主要作用表现为极化效应,对自身发展的促进和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而河源等地属于“飞地”,它的核心发展理念就是要打破不同地区经济、文化、体制等的差异,促使各种要素在不同地区实施产业转移。
在大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决定了城市的最优边界。人口集聚会带来生产成本的降低并可能存在规模经济,但人口集聚还会带来生活成本的提高和人均公共服务水平的下降,降低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拥挤效应,当规模集聚跨越收益曲线的拐点,反向抑制作用会出现并快速增大,区域竞争力下降,能源、环境问题突出,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下降等“大城市病”显现。此时,这些地区的一部分人口和产业逐步进入外溢扩散阶段,需要发展周边城市,发挥承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