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孙 凤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

　　管 健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系教授

　　孙应帅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万国威 南开大学中国政府与政策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

　　人民论坛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人们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发生了哪些改变？

　　管健：心理学将思维方式分为固定型思维方式和成长型思维方式，前者常常认为事物一成不变，因循守旧，习惯于消极应对；后者思维方式灵活，拥有积极的思考方式，拥抱挑战，善于从改变中获得进步和成长。经历了重大疫情之后，人们会在思维方式上越来越多从固定型转化为成长型，从创伤中获得成长。创伤不仅仅是担忧、恐惧、焦虑、思虑，还可以是希望、契机、拐点、成长、机遇，创伤后的成长会带来韧性、乐观、凝聚力、意义感。积极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在和具有高度挑战性的生命境遇抗争之后，反而可能会发展出比原先更高的适应水平、更好的心理功能和更顽强的生命意识，就像身体通过锻炼才能长出肌肉，才能变得强壮一样，历经疫情的创伤，人们有可能获得一种“心理抗体”，能够更好地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不幸作出准备，使创伤后障碍变为创伤后成长。

　　具体而言，人们会在以下方面获得改变。一是改变自我的认知：经历了挫折或伤害，人们会发现自我应对困境的能力显著提高，也更能相信未来遇到更多困难时有能力去处理。二是改变对他人关系的认识：疫情期间长时间居家相处过程中使人们切身感受到与家人关系的亲密性十分重要，也意识到丧失亲密的人可能是一件多么迅速的事情，从而更加珍惜与他人的关系，重新找到曾经可能被忽视的人际支持系统。三是人生哲学的改变：会对人生中的优先等级次序进行调整，对人生意义有了更新的判断，更能从平凡意义中获得价值，寻求人生意义感增强，也将对自然和生命充满敬畏之心。四是增强对于国家的认同。心理学研究显示，越是危难时刻越会激发群体内在强大力量，凝聚共识，共克时艰。战“疫”过程普遍增强了国民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对国家体制、国家制度、共同体命运有了更深切的认知，进一步激发了爱国主义情怀，坚定了道路自信，以及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信心。

　　孙应帅：引发全球公共安全危机、社会治理危机、经济发展危机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造成了一次重大冲击，引发人们对思维方式、认知方式一次集体反思、回归乃至重塑。一方面，在思维观念上经历了由注重“外在利益”向更重“内心需求”转变，由注重“外在评价”向更重“内心感受”转变。疫情的冲击使人们发现，房子、车子、票子这些外在的追求，补足了虚荣的“面子”却失去了生活的“里子”。对于“生活”而言，“健康”是第一位的，“亲情友情爱情”也是排在前面的，“钱有了人没了”到底比“人活着钱没了”更不值得。由此，人们得以认识到“有钱有面”不如有健康安宁的简单生活、“多车多房”不如有亲友陪伴相助的快乐生活，在物质追求之外，学习、阅读、静思等精神层面的追求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伴随国家“以人民为中心”和经济、社会与人都要全面发展思路的转变，由外攀向内省、由物质追求到精神追求，人们将更加趋向反思和转变并重视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另一方面，和平年代的集体观念、英雄观念、奉献精神和职业操守得到重塑。在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广大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日夜奋战，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顽强拼搏，广大军人、警员、保安闻令而动、尽职尽责，体现出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团结力和凝聚力，体现了“全国一盘棋、劲往一处使”集体主义精神。由此，和平年代的集体观念、英雄观念得到重塑，走上战“疫”前线的医护人员塑造了新时代的英雄形象，留守家中的妻子或丈夫同样展现了新时代的奉献精神，14亿中国人在各自平凡岗位上坚守、勇于担当、默默奉献，展现出国家、社会的强大力量。

　　孙凤：疫情改变了人们对于幸福的认知，使我们重新审视人生的意义，重新审视什么是幸福的来源。众多研究显示，疫情发生前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更多集中在物质需求方面，特别是更多关注财富的积累，以及与他人相比在物质因素方面的优越感。新冠肺炎疫情有助于我们认识健康在幸福中的作用，疫情期间，好好活着、身体健康变成了人生的要事，钱没了还有机会赚，东西没了还有机会去买，可是健康没了一切都没了。疫情带给人们重新发现生活真谛的能力，粗茶淡饭是幸福，平平淡淡也是幸福，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更是一种幸福。

　　疫情发生前人们在精神追求方面更多关注自我成功和自我实现，而疫情期间人们在情感需求方面，例如亲情、感恩之情和同理心则变得更加强烈。一是对自己家人、亲人，以及所有你牵挂的人和牵挂你的人的感情更加浓厚，希望他们都健康平安；二是对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快递员、社区工作者、公安人员和科技工作者等的感恩之情，他们被称为“最美逆行者”，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他们的负重前行，保障了我们岁月静好的生活；三是感受、理解他人的处境和情感方面的同理心在增强，这是在疫情期间人们愿意自我隔离、愿意进行慈善活动和捐助财物的基础，人们将同理心化为互助和集体行动，例如海外学子通过全球采购和捐赠医护用品，为疫情防控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正是由于中国社会成员广泛的同理心促成了抗疫期间“万众一心”的集体行动，这是中国抗疫取得成就的深层文化因素，也是我们最终战胜疫情的重要保证。

　　万国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使得各地普遍提升了应急响应预警等级，部分地区还进行了严格的交通管制，这在给广大民众的复产复工、交通出行、医疗诊治、就学择业及节假日消费等领域带来诸多不便的同时，也使得民众深刻感知到重大疫情灾害的破坏力及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在战“疫”过程中，国民对于中华民族合力抵御重大灾害风险的凝聚力、共识性和自信心空前高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防范重大风险时的制度优势表现出强烈的认可。同时，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体系在疫情期间表现出了良好的制度韧性，各个社区在外来人员管理、物资配送、防疫消毒及特殊家庭监护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民众自觉自主自愿参与社区治理与志愿服务的意愿和行动明显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