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对一本闪烁着新思想火花的军事书籍敏感不敏感、重视不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影响着一场军事变革的结局甚至是一支军队的兴衰。

　　1782年出生在英格兰的约翰·克拉克，苦心钻研了17至18世纪的全部重大海战战例，撰写了《论海军战术》一书，对当时英国海军《持久战斗条令》的单纵队战术进行抨击，首次提出“海上机动”的全新理论。可是，这一创新性理论在英国海军非但没有引起重视，反而遭到讥讽。一位海军将领公开说：“当我想到这位作者只不过是一名理论上的海军时，我感到十分遗憾。”但后来发生的多次海战，证明了海上机动理论的先进，《论海军战术》一举成为多国海军舰队机动作战的奠基之作。始终抱着呆板的战术不放，反而成为英国失去海上霸主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无独有偶。在法国军事学院学习的戴高乐上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敏感地预测到“下一次战争将是坦克战”。于是他在1934年出版的《职业军队》和《未来的陆军》两本书里，明确提出精良的装甲部队将是未来战场上决定胜负的主要力量。可是，法国统帅部对这一年轻人的创见不屑一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陆军参谋长古德里安根据《职业军队》中提出的见解，创建了三个坦克师。在1940年5月，德国运用集群坦克闪击法国，战果明显。为此，法国人痛心地说：“德国赢得了胜利，只花了15法郎”（注：《职业军队》当时定价15法郎）。

　　中国在冷兵器时代的军事变革中曾一直保持领先地位，但在热兵器时代和机械化军事变革中被西方国家远远地甩在后面，最终沦落为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其中除了制度等原因外，封建王朝和当时国人对新思想、新理论缺乏应有的敏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

　　1843年，《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试图通过该书向清政府和民众传递域外信息，以适应当时的挑战，结果是魏源的雄心壮志变成了无人欣赏的奇谈怪论。1848年，徐继畲写的《瀛环志略》出版，它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内容比《海国图志》更进了一步，但它刺激了一些高官达人的虚弱神经，反而被定为“罪案”，晚清的中国已经容不下一本书了。《海国图志》在中国无人问津，在日本却广为流传，成为促进明治维新的启蒙书。于是，便出现了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蒙受失败耻辱的一幕。

　　真可谓“墙内开花墙外香”，自家人发明的学术理论，却成了为他人作嫁衣，反过来又让自己吃尽了苦头，上述事例着实让人痛惜，但细思也决非偶然。历史地看，饱含着新思想、新观点、新学说的一本新书，本身就是一份丰厚的战略资源，就是一种促使战力增值的战略信息。新学说的本能是刺激变革，却不能保证一定引发变革。对于锐意创新者而言，它是进军的号角；对于思想僵化的人，则是不屑一顾的烟云。新学说的时效性和共享性特征，决定其不同于发掘的古物，谁发现的便属于谁，珍藏得越久便越有价值；你迟疑优柔，别人就捷足先登。

　　着眼战争发展趋势，创造出新的学术理论，固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要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在军事改革中推广新的学术理论则更加不易。这是因为，前者只需少数开拓者为之奋斗，后者则要求培养整个一代军人特别是决策者的理论嗅觉和思维能力；不仅要活跃军事学术思想，更重要的是按照新的学术理论进行不间断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