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称，晋灵公，姓姬，名夷皋，是晋襄公之子。公元前620年即位，其年幼之时便好声色。长大之后宠任屠岸贾，而且，不行君道，荒淫无道，以重税来满足其奢侈的生活，致使民不聊生，最终招来杀身之祸。

　　晋灵公之暴虐，左丘明在《左传》“晋灵公不君”一文有详载，而且，这是左丘明一篇春秋笔法较明显的文章。左丘明关于“晋灵公不君”之首要论据便是“厚敛以雕墙”。即是说，晋灵公不像个君主，是因为他没有遵从王道，爱民且轻徭薄赋，而是通过大量征收赋税，加重老百姓的赋税来满足他的奢侈生活。而晋灵公的生活究竟奢侈到什么程度呢？左丘明说：“雕墙”，即用金子来装饰宫墙，以此足见晋灵公奢靡生活之状况。

　　在左丘明看来，如果说晋灵公“厚敛以雕墙”还仅仅限于个人物质生活，尚不足以支持其“不君”立论的话，接着的论据，则直抵晋灵公的残暴品质。第一，他“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第二，“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就是说，晋灵公竟然从高台上用弹弓射行人，观看他们躲避弹丸的样子。而厨师因为没有把熊掌炖烂，他就把厨师杀了。最惨无人道的是，他竟然还把已死的厨师放在筐里，让宫女们用车载着经过朝廷。其残暴、恐怖，以及嗜杀成性的品性昭然若揭。同时，晋灵公还听不进去大臣们的屡屡谏言。由此，左丘明得出结论认为：晋灵公早已不像一个君主，是一个该杀的暴君。不杀不足以明天理！而且，正如孟子所言“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即杀暴君是“诛一夫纣矣”，不算“弑君”。

　　晋灵公的结局，《左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左丘明一句“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就为晋灵公重税、残暴招致杀身之祸的报应画上了一个痛快的句号。

　　问题在于，《左传》“晋灵公不君”将“重税”列为晋灵公“不君”的首位论据，究其根本，在笔者看来，原是因为透过赋税之轻重，不仅可以判断一个国家与国民之间关系的正常与否，而且可以透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更可以观察一个国君的品行善恶。毋庸讳言，在传统社会里，在“家国一体”的专制政体构架里，国君的品性实际上就等于赋税的性质。国君如果能爱民而轻徭薄赋，百姓的赋税就可能轻一点，可以苟延残喘；国君如果横征暴敛，百姓便会哀鸿遍野，水深火热。甚至可以说，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国君个人的喜怒哀乐，都关系着百姓的生死存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传统专制社会里，如果“不君”意味着不像个君主，而像个君主则意味着——只有君主独掌国家最高权力，包括赋税权力，而且是不受限制地独掌和运用国家最高权力，包括赋税权力——才像个君主，那么，这样的制度，包括赋税制度，岂不等于所有的老百姓都不拥有国家最高权力，包括赋税权力，岂不意味着，这样的制度以及赋税制度，在本质上都是剥夺了所有老百姓自由权利的，是极端不人道的。自然，缺乏人道自由的赋税制度，也就是不公正不平等的赋税制度。

　　如此而言，所谓的“君”与“不君”，也不过是指君主是行“王道”，按仁爱道德原则统治国家，还是行“霸道”，可以为了君主的权力而不择手段，背离仁爱的道德原则。换句话说，晋灵公的“不君”，不过是专制暴虐统治体系的内在逻辑而已。而所谓的“君”，像个君主，也不过是为了一家一姓的江山万年长，因为利己而遵从仁爱道德原则统治国家的“君主”。固然，相对而言，“王道”好于“霸道”，百姓尚有一点喘息的机会。或许，就个别君主之个人品行而言，可能仁厚一些，能给百姓一些自由。但是，这与其继承或固守的非人道无自由、不公正少平等、不把百姓当人看的专制制度之恶，以及赋税制度之劣相比，显然小巫见大巫。具体说，因君主宅心仁厚而给予百姓的小善，若与其构建的残暴专制制度之恶相比，确实可以忽略不计。更何况，这样宅心仁厚的君主大多百年难遇，更别说这种专制制度对暴君的刻意美化、粉饰以及欺骗了。

　　如此观之，晋灵公的厚敛与重税，以及奢靡生活，本就是晋国专制制度及其赋税制度的逻辑使然。根本说来，其恶在于其皇权专制体制的非人道、不自由，以及不公正、少平等之本性。只要是一个人，比如君主，是独掌且不受制约地运用国家最高权力，不论是晋灵公，秦灵公，还是哪家哪姓的君主，古今中外，厚敛与重税，或者奢靡浪费，概莫能外。而且，最后都是将沉重的负担留给百姓，由本就可怜的百姓埋单。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只能在兴亡历史的周期律中摸黑打转，万劫难复。

　　因此，与其说晋灵公是重税招祸，是因为个人品行的暴虐招祸，倒不如说是因为晋灵公承继的专制制度之恶为其招祸。尽管一切专制者的个人品行也是其招祸不可忽略的原因，但晋灵公招祸的根本原因却在于晋国制度先天性之专制基因。历史的告诫是：一切背离人道自由大道者必亡，一切无视公正平等根本者必亡。

　　（作者系中国财税法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