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欧洲帝国的扩张，既源于财富和影响力方面的竞争，也有知识传播和征服的渴望。二者相伴随，共生同在。

　　在帝国冲动未成为制度，也就是后来说的资本主义的20世纪初期帝国主义之前，殖民主义的文明使命得到了非常严肃的对待。

　　1834年W·C·Taylor在皇家亚洲协会的演讲中，抱怨道，世界上太多的人，非常渴望看到帝国的权力增长和延续下去，但却忽视了其首要因素知识。Taylor反思了过去两千年间帝国延续不断的命运，详细论述了贸易与学问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帝国可以奠基在“通商这一黄金纽带”之上，但是如果不通过研究“社会条件”来加强这一纽带，它们注定要断裂。希腊人、罗马人、帕提亚人和波斯人都未能认识到商业贸易与学术知识之间的联系，它们的帝国因此遭到了灾难。

　　Taylor相信，一个比罗马帝国更加辉煌的新帝国的崛起，这就是大英帝国。知识最终在大英帝国找到自己的家，因此大英帝国是最后的、最伟大的理性，其唯一基础是其臣民的良知，它的维系必须依赖于与臣民观点的不断协调。大英帝国必须是同质性的，这种同质性建立在与臣民观点的不断协调，也就是建立在知识理性之上。

　　Taylor相信，知识的获得，不仅是英国在亚洲的殖民事业，也是所有权力关系当中主要部分。Taylor说，正是在贸易当中，也正是在英国和东方国家之间的贸易领域，知识就是权力。这个格言的真理性得到了证明。

　　不仅从大英帝国来俯瞰殖民地，就殖民地内部的统治而言，也是如此。殖民地内部按照英国模式文化，培养了当地统治者，这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也是知识政治关系。尽管殖民者在传播科学的健康观念、工业效率以及其他西方物质文明等颇有价值，但是在当地把物质文明的渴望，转化为世俗神学或者历史神学，由此造就了一些当地精英，它们模仿西方教士的传统精神领导权，延续知识分子/民众之间的统治关系，自觉比不识字的同胞更加优越，也便更有权漠视那一些比之落后的人的正当愿望。也就是科学与民主，在殖民地发生了冲突。殖民地的知识分子/民众之间的统治，因为嵌入殖民关系，而越发紧张。

　　既是对外来殖民压迫的解除，同时也是对“内部殖民”的解除，民族国家的解放与独立应该完成双重的“解殖”任务，而不是在告别西方的殖民者的过程中塑造新的本土统治者。

　　德里克认为，民族国家的悖论在于：作为一种解放政治的实践，它却在客观上传播了欧洲殖民者的结构体系，并在被殖民国家的内部复制殖民主义逻辑。殖民之所以能成功殖民，不能只在武装并吞，还包括种种不同的，物理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温水煮青蛙。

　　殖民活动好像在20世纪被民族独立所取代，似乎不重要了，其原因是转入国内。20世纪殖民从外部转向内部，从苏联开始。正是依赖于知识殖民，经济殖民在国内才变为正当，国内殖民才存在于民族国家之内。

　　内部殖民主义是指中央政权在国内采取另一种与殖民主义有关的统治形式，即原来施诸外部殖民地的殖民主义政策，中央政权也完全有可能把这种思路引入境内的某经济上强势地区。事实上是相对市场高端集中区，这种地区的发展无非是在地区间形成可投机的机会，并有经济的能力进行这种投机以强化市场中的高端影响力。

　　殖民地也正是在这种原则之下人为或者是地区性地形成了两个价格区，在这个两种价格的不同条件下去吸附资源形成利润，形成新兴的发达阶级、发达地区。国内殖民与帝国殖民在此等经济结构上相似。殖民地对于宗主国来说就是达到形成了这种不同价格差别区的目标，宗主国利用这个价格差以奴隶殖民地的手段，达到了他们处于市场高端，实现经济掠夺。

　　（作者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