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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一个原因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阿拉伯人的海上航行技术，包括造船技术、帆船驾驶以及对海洋知识的积累。同时，人们对海洋知识的进一步了解和航海工具的创新，特别是指南针的应用和地图的绘制，使得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行更加顺畅。

　　最早的丝绸之路是哪条路线？起源于何时？

　　丝绸之路是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从目前来看，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可以分成三个大的阶段，以草原丝路为主的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以沙漠和绿洲丝路为主的战国汉唐时期和以海上丝路为主的宋元明时期。

　　早在五千年前，世界上的古代文明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古国分布在世界各地，在欧洲则是米诺斯－迈锡尼文明。但人们对这一时期的草原几乎一无所知。当整个世界进入青铜时代后，这些文明的区域都相对集中，在中间则是文明的过渡地带，而文明的交往选择了最为方便的草原途径依赖游牧民族来进行。

　　于是，人们对辽阔无垠的草原民族开始有所了解。他们的活动地域，就在欧亚草原之上，从东到西，都有他们活动的身影。

　　虽然草原丝绸之路的很多贸易细节已不清晰，但其结果却十分明显，我们可以在希腊文献中读到大量的关于丝绸的记载。维吉尔在《田园诗》中写道：“赛里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集下了非常纤细的羊毛”。老普林尼在其《自然史》一书上生动地描述了赛里斯人和他们向树木喷水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并用此完成纺线和织造这两道工序。直到包撒尼雅斯（公元2世纪）开始，人们才知道丝绸来自一种叫蚕的昆虫，但他在《希腊志》中对蚕的描述却近似于蜘蛛。

　　沙漠绿洲丝绸之路何以在汉朝兴盛、到唐朝衰落？

　　2000多年前，东西方分别发生了两件重大的事，对丝绸之路沙漠线的形成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西侧是亚历山大东征和罗马帝国的兴起，在东方则是汉武帝时期的张骞通西域。

　　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征服并统治了整个希腊。然后，他又开始了对东方的征战，歼灭了强大的波斯帝国军队，占领了印度的大部。但亚历山大去世后，曾经被他占领的土地就被他的部将分裂成了若干国家。

　　从汉武帝开始，位于东方的汉朝国力逐渐强盛，一方面他们与匈奴正面作战，另一方面也联合其他部落围攻匈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但张骞一出西域就被匈奴人所囚禁，若干年后逃回长安。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前往西域。这次，张骞偕同副使、将士等三百余人，携带牛羊万头、金币帛数千万从长安出发，在到达乌孙（今之新疆）后派副使、副手去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大宛相当于费尔干纳，康居相当于撒马尔罕，大月氏也在中亚地区，大夏位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带）。这样，一条在沙漠戈壁里行走、通过一个个绿洲连起来的丝绸之路就基本形成了。

　　一旦通道形成，大家都开始利用这一通道。丝绸之路沿途的国家或部落之间均有使者、商人、僧人等都开始行走在这条通道上。由国家主导的军事力量也开始管理和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如汉代在西北地区的军事屯田，修筑的长城一直到敦煌一带。而唐代的疆土更为辽阔，四大都护府的建立，各处边关的运作，都在极力保护和经营着丝绸之路。这种情况一直到阿拉伯兴起，特别是在高仙芝一战之后，唐代放弃了对丝路的经营，中亚落入伊斯兰的手中，沙漠绿洲丝绸之路逐渐衰落。

　　大量的南海沉船中为什么载的是瓷器而不是丝绸？

　　从中唐开始，中国西部逐渐分裂成若干势力范围，中原朝廷无力控制丝绸之路。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沿海港口的成熟，东南地区的出海贸易变得十分活跃。唐朝于显庆六年（661年）在广州设置市舶司，广州成为中国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由于广州港外商云集，所以又在广州设蕃坊，专供外商居留。世界各地的商人们通过海路，前来购买中国的丝绸，同时也带来世界各地的商品，从晚唐到宋元，海上丝绸之路十分兴盛。

　　唐宋之际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可以从大量的南海沉船看出。1998年，属于唐晚期到五代初的黑石号沉船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附近出水，其中中国瓷器就达到67000多件。2003年，印尼爪哇附近海域又发现时属五代的井里汶沉船，其中更有数万件浙江越窑瓷器。此外，中国海域中也发现大量南宋沉船，如著名的南海1号属于南宋初年，华光礁1号属于南宋中期。这些沉船上的发现虽然没有丝绸，但并不说明当时不存在丝绸。因为海上通道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而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人们也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

　　中国丝绸在北欧维京时期的瑞典遗址中发现

　　无可否认，丝绸在沙漠丝绸之路上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目前发现的最早丝绸实物是战国时期的织锦和刺绣，出土在阿勒泰山北侧的巴泽雷克和乌鲁木齐附近的阿拉沟一带，说明了早期沙漠和草原之路的连接。

　　汉唐之间的丝绸大多数出自甘肃和新疆。特别是在敦煌，无论是汉代的烽燧遗址还是莫高窟藏经洞的唐代宝藏，都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在叙利亚的帕尔米拉也发现了中国的丝绸，这是一个罗马时期的遗址，其风格与中国境内发现的汉锦完全一样。到唐代前后的中国丝绸甚至还在北欧维京时期的瑞典遗址中发现，这些丝绸无疑是被人们转运到那里的。

　　丝绸在海上的发现虽然没有实物，但佐证材料很多。印度尼西亚的世界文化遗产婆罗浮图是9世纪东南亚的最大佛教造像群，其中也有着模拟织锦的图案，显然是唐代的联珠团窠织锦纹样。在12至13世纪的印尼佛像中，也有大量球路纹样与宋代前后流行的球路纹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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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路之毛在丹麦遗址发现

　　在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侧的大罗布泊地区留置着一处孤独的小河墓地，这里出土了大量距今3500-4000年前的毛织物。稍迟于这一时期的羊毛织物发现更多。

　　事实上，草原丝绸之路的西端一直可以到达更遥远的北欧地区。丹麦的许多遗址出土了大量毛织物。通过比较，北欧和新疆地区的毛织物有很多相似性。

　　大量西洋布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棉的起源地无疑是在南亚次大陆，在印度河流域的摩享朱达罗遗址中，已经发现了棉织物。在汉晋时期，棉布从北印度一带通过沙漠绿洲丝绸之路向中国西北地区传播。新疆一带的汉晋时期墓地中基本都有棉布出土，最为有名的一件是尼雅遗址的蜡染棉布，其上有提喀女神、赫拉克利斯等希腊化艺术造型。到唐代，棉花在新疆已得到栽培，并在敦煌一带得到纺织。

　　对于棉布来说，更为重要的道路是海路。宋赵汝适《诸蕃志》经常提到海上丝绸之路上棉布的贸易，不过，当时东南亚一带不仅有棉布贸易，而且棉纺织生产也已十分发达。元代黄道婆在海南黎族学到棉纺织技术、再传播到松江一带的故事就说明了东南亚棉纺织生产的发达。明朝黄省曾在《西洋朝贡典录》中也提到了东南亚各国对中国的贡物中有很多纺织品，其中大部分都是棉布，如芜蔓番纱、红印花布、油红绵布、圆壁花布、番花手巾、番花手帕、兜罗绵被、苾布、西洋布、缠头布等，种类十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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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路之棉：西洋布

　　西洋布，是指来自海上丝绸之路的棉纺织品，这一词汇首见于元代，赵孟頫就曾收到僧人晋之送他的西洋布。更有意思的是，西洋布还在江西明墓中有所出土。益宣王朱翊鈏墓中出土了一块写有墨书“西洋布”的棉布，可能是目前所知唯一有明确依据的明代进口棉布。此外，意大利人利玛窦在明末北上谨见明神宗时，也带去了“大西洋布与葛布共五匹”。

　　丝绸不仅是一种商品，还是一种货币

　　丝绸之路，自然是一条经济贸易的通道，所有东西方的商品都可以通过这条通道进行交换。这种交换，使得丝路沿途的人们生活上得到极大的丰富。

　　其实，丝绸在丝绸之路上扮演的角色不光是一种商品，而且是一种货币。很多大宗贸易就是用丝绸作为货币进行交易的，特别是牲口和奴婢，当时敦煌和吐鲁番一带的马价一般在15匹练左右，较次的在10匹练左右，而奴婢的买卖价格有时可达40匹练。

　　用丝绸作为货币的另一个好处是丝绸不会贬值。丝绸之路沿途，特别是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流通着波斯银币、铜币和丝织品三种货币。据我们对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唐武周年间（690年前后）和天宝时期（745年前后）的55年间，银币与丝织品之间的兑换率一直是一匹练换十文银，而铜钱则从一文银换32文铜贬值到一文银换46文铜，贬值约30%。很显然，相对来说，绢练对于中西诸方来说具有公认的价值，具有较高的信誉，因此，它在丝路沿途可以作为硬通货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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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绸之路为何又被称为

　　玉石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

　　丝绸之路是一条经济贸易的通道，所有东西方的商品都可以在此进行交换。在草原丝路时期，青铜、玻璃、羊毛、小麦以及玉石的传播；到沙漠之路时，则是大量的丝绸、黄金、银器、玻璃、美酒；到海上丝路时，各种布匹、香料、瓷器、染料等都在这里得到交换。

　　所以，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称呼，如玉石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等，但都不全面。

　　带去的是丝绸和物品，带来的则是民族的融合

　　在早期的丝绸之路上，和亲和使者是部落间的常见联络方式，无论是昭君出塞，还是文成公主，还是张骞出塞，带去的是丝绸和物品，带来的则是血缘上的融合。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传丝公主。据《大唐西域记》载：“昔者此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之，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词下礼，求婚东国。……命使迎妇而诫曰：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于是蚕种就这样传入了瞿萨旦那（今新疆和田一带）。

　　同样是因为丝绸的贸易，大批商人和商队的来往也带来了民族的融合。如丝路上最大的经商部落粟特人，长期住在丝绸之路沿途，在碎叶、喀什、和田、敦煌、长安、太原、大同等地形成了巨大的聚落。近年在太原、西安等地发现的虞弘墓、安迦墓等都说明了粟特人在各地的散布。由于其长期在外，他们与外族通婚或交往，甚至信仰不同的宗教，因此也带来了民族融合。

　　由海路而来的阿拉伯商人也是如此。他们居住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特别是广州和泉州。广州一地，在唐末已有几十万外商居留，而泉州一地，在宋元时达到极盛。13至14世纪的叙利亚人阿伯尔肥达、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他等，都在他们的游记中描绘“刺桐港”（泉州港古称）的繁荣景象，誉称它是世界最大的商港之一，甚至出现了“回半城”的状况。这些居民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促使不同的宗教得以传播，如摩尼教、拜火教、佛教、基督教等。随着宗教的传播，民族的融合也变得更为方便。

　　养蚕技术从中国传到欧洲，用了4个世纪

　　丝绸之路是文化交流之路，这其中包括科技、艺术、生活等各个方面。在科技交流方面，自然有地理学、天文学、数学、物理、化学、农业、医药、交通等的交流，也有如造纸、印刷、指南针、火药等四大发明的著名技术，丝绸之路的艺术也无处不在，如音乐、舞蹈、壁画、丝绸、金银器、陶瓷、绘画等。

　　纺织材料的交流主要体现在毛、丝、棉的传播上。养羊、羊毛利用和加工的技术传播很早，可能在青铜时代已经基本完成。但养蚕技术的西传则主要在2至6世纪之间。2至3世纪，养蚕技术传入西北地区，所以在新疆有了蚕茧的发现和传丝公主的故事，而养蚕技术传入中亚，应该是在4至5世纪间，导致了粟特锦和波斯锦的兴盛。养蚕技术传入小亚细亚，应该是在6世纪初。据泰奥法纳（750-817年）介绍：在查士丁尼（483-565年）统治期间，一位波斯人曾在拜占庭介绍过有关蚕虫的起源问题，这是中国养蚕技术传入欧洲的最早记载。棉纺织生产技术则至迟在唐朝已传入中国西北，到元代则传遍中原大地。

　　（作者为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

　　一件织锦融合丝绸之路沿途各种艺术风格

　　青海都兰出土的红地簇四云珠日神纹锦最能反映丝绸艺术的交流。

　　这件织锦图案融合了丝绸之路沿途的各种因素，驾车出行的太阳神题材是欧洲的产物，驾车所用的有翼神马乃是希腊神话，联珠纹则是波斯的特征，太阳神的手印和坐姿则是弥勒菩萨的形象，华盖和莲花座等也是佛教艺术中的道具，而织入的汉字“吉”和织造技术则明显来自中原。

　　这算得上是一件融合了地中海、南亚、东亚三大纺织文化圈艺术风格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