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1619年—1692年），晚年居南岳衡山下的石船山，著书立说，故世称其为“船山先生”。

　　王船山是明末清初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自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以船山生平和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船山学研究已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史中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最主要的学术派别对船山思想都极为关注，并以各自的学术立场为基点，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积极的研究，这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学等思想派别。

　　现代新儒家在应对危机和思想重建的过程中，从整体上体现出对船山思想的普遍关注。由于新儒学本身就有心学和理学之分，直承宋明儒学而来的现代新儒学自然有接着朱子讲的“新理学”和尊陆王的“新心学”的分野。加之各人的学术专长等个人特点不一，他们的船山学研究往往有诸多差别。总体而言，以熊十力及其弟子为代表的心学一派比以冯友兰、钱穆等为代表的理学一派显示出更强的生命力和更大的影响力。

　　现代新儒学的船山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船山即气言体、乾坤并建的哲学思想。船山即气言体、乾坤并建的宇宙本体论，从其思想渊源来看，是对大易思想的发挥。林安梧将《易经》和《春秋》看作是船山学的主调，可见船山思想受《易经》影响之深。同时又是对横渠思想的直接继承，此外当然还包含有对濂溪、伊川、朱子诸儒思想的吸收。现代新儒家对船山哲学思想的诠释和吸收，主要围绕天道论、人性论和人道论三方面来论述。熊十力以尊生、崇实、主动、率性以一情欲等四大基本观念综论船山的哲学思想，并对此四大观念表示赞同，但认为船山的乾坤并建说有二元论的倾向。钱穆、唐君毅、曾昭旭等都对船山哲学思想作了整体梳理。二是船山的人文历史学说。贺麟、牟宗三等尤其注重阐释船山的历史哲学思想。这集中体现在他们对华夷之辨、历史哲学与文化意识等核心问题的诠释，凸显了现代新儒家群体对船山文化意识的继承和弘扬。

　　现代新儒家对船山思想的这两大关注点，正是船山思想的核心所在。前者体现的是船山不同于朱子和阳明的独特宇宙本体论进路，后者凸显的是船山重器、重形色、重客观历史性的历史哲学。从即气言体、乾坤并建的宇宙本体论到重器、重形色的历史哲学，贯穿船山即体即用、体用一致的思想方法。以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学心学一派一方面对船山过于重气，主乾坤并建表示不满，在心性论上仍以阳明朱子为主旨；同时又对船山此类思想在历史文化领域的开展赞赏有加。现代新儒家在构建自己的哲学思想时试图扬“长”避“短”，不难看出他们在寻求新的发展、摆脱尴尬困境中的这一良苦用心。

　　现代新儒家的船山学研究，从熊十力对船山大易原始形上思想的注重，到牟宗三对其历史文化和价值世界的重视，再到林安梧强调回归实存道德主体和生活世界的人性史哲学，这个逻辑发展体现了这样一个发展趋势：现代新儒家越来越重视船山在坚持实存道德主体前提下凸显历史文化、历史社会总体和生活世界价值的思想。而这正是船山思想最有价值、最具特色之所在。随着船山学学者们共同关注点的日益交合和加深，他们的船山学研究越来越接近船山思想的这一本来面貌。同时，这样一个过程，是伴随着现代新儒学自身的发展而发展的。由此我们得到启示，在现代社会，儒学如何适应和发扬自身的合理思想资源，是其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关键。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如何由内圣开出真正的外王。而正是在现代新儒家寻求真正的儒家外王之路上，学者们重新发现了船山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也可以说，重新回到船山，回到船山那里寻找思想资源，或许能成为今后现代新儒学发展的一个积极取向。

　　需要强调的是，在探寻现代新儒家与船山思想的内在联系时，不可忽视大体与之同时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船山学研究。从侯外庐与熊十力开始，马克思主义者与现代新儒家的船山学研究之间的交流互动就一直存在（特殊历史时期除外）。马克思主义学派是20世纪极为重视船山学研究的另一个主要思想派别。二者虽然在基本的理论方法上有根本分歧，但他们的船山学研究仍有不少共同点，这些共同点隐含着彼此进行深入对话的可能性。在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之中，船山思想或许能起到一个重要的桥梁作用，这也决定了船山学在现代新儒学的未来发展中有可能占据一个重要位置。以船山学为中介，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若能实现深入对话，这对现代新儒学以及当今的文化建设发展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现代新儒学与船山学”负责人、湘潭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