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说，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失败的行动者，一个共和国可能的奠基者。

　　在阿伦特的《责任与判断》编者导言中，有一个注释说，纵观两千年思想史，并且在群贤之中首要地以通过对耶稣和马基雅维利等量齐观来思索，这将有助于在西方思想传统的断裂之后理解阿伦特思想方式的惊人、危险而令人震撼的品质。

　　立法者作为人，注定在人的世界里从事政治，那么注定下地狱。在基督里面“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们必须让自己的灵魂交给魔鬼。

　　尼采说耶稣有另外一套神学，大概就是对施洗约翰的看法和旷野试探中站在马基雅维利和宗教大法官的对立面。把政治思想历史中重要的哲学政治当做不重要的，看做荒野，就会看到行动的十字路口，就只有两条路：耶稣的“全然无辜”，与宗教大法官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诱惑。

　　阿伦特说耶稣和马基雅维利都是忘我的行动者，马基雅维利牺牲自己的灵魂，自然是忘我的。耶稣教诲左手做事不让右手知道，执着地把自己隐藏起来。他们两个都是民族国家的奠基者，阿伦特说，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失败的行动者，一个共和国可能的奠基者。后来为意大利成为民族国家而奋斗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不断回溯马基雅维利，他就是意大利之父。

　　列奥·施特劳斯指出马基雅维利建国的启蒙运动手段，把他放在启蒙运动的谱系中。启蒙运动作为建国手段，如之后的历史所显示，无法处理马基雅维利主义中的目的与手段的冲突，手段不断演化为目的，而目的不断彼岸世界化；无法处理立法者与信徒以及民众的边界，也无法遏制立法者与使徒人神化带来的腐化。

　　与一切都诉诸公共空间的做法一样，启蒙运动把会饥渴的身体造成的必然性，当做自由，把无限攫取伪装成自我保存。如此把一切特殊的、繁杂的社会经济问题都放在国家政治领域，都变成首要问题，都嚷嚷必须先解决。一切都诉诸政治解决，于是政治救赎解决一切的信仰，这个魔鬼又重新回到人心深处进驻。必然性伪装成自然原则，成就了偶像崇拜，把欲望合法化正当化的意识形态，就是偶像崇拜的教义。

　　于此启蒙运动政治截然相反倾向，回顾到保守主义理想的推行，很奇怪，也只能加剧刺激欲望。我们重新评估保守主义与启蒙运动之间的联系。保守主义与启蒙运动，都是关于身体的，不是关于灵魂和神圣的。即使涉及到后者，也是从身体欲望中超越出去的神秘主义和巫术。

　　出路不在于回到保守主义的政治浪漫或者继续启蒙运动，而在于釜底抽薪，满足生存伦理。很大程度上，会产生如此混乱，例如法国大革命中自由与社会问题的纠缠，也能产生一种神秘意识形态，就是没有满足最低需求。

　　启蒙运动与奠基者的内在矛盾，例如：拉平差异。启蒙运动造成政治家变为道德家，从而非政治化，在非政治化中拉平差异。

　　奠基和立法必须依赖于现有的自然条件，可是如果这种方法采取启蒙的方式，通过启蒙获得正当性或者培训支持的人，那么手段本身的主义，本来是自我辩护的，就会要求变为一种普遍的主义，取代目的，或者产生与目的平起平坐的冲突。

　　启蒙的各种主义，需要为自己搞正当性论证，也就是证明人民为什么需要他。这是有用性的强调，道德就是功利主义的，而古代的立法者是神圣的，是一种绝对神圣的律令。

　　启蒙就是一种交易和妥协，扭曲，把理性的掏空做了样子，让非理性的成为正式内容。

　　最怕的就是没有道统的时代里，启蒙运动要改变现实，就要去拥抱枪杆子。马基雅维利不敢考虑一个底层人或底层知识分子是如何应用启蒙运动成为僭主的，这是一种一帝千万人流血的地狱般事业。一个没有道统的先知，才需要武装。启蒙哲学家依靠一个已经是王，是统治者的人，进行启蒙，不需要一王功成万骨枯地另外造出来。

　　（作者系北京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