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才

　　作为族类范畴的华、夷，最初没有褒贬的含义。华，指华山一带的人群；夷，指带弓箭的人群，就是以牧猎为生的人群。当华夷并称时，华成为华夏的简称，夷成为夷狄、四夷的简称，它们所指的范围都扩大，含义也复杂了。但基本意思还是清楚的，华指中原的华夏族，夷指中原周边的各少数民族。春秋早中期的华夷之辨，重在区分华夷，强调中原地区的华夏族是文明族类，周边的夷狄各族是野蛮族类。主张华夏各诸侯国共同筑起一条堤防，护卫华夏文明，阻止夷狄侵扰，所以也叫华夷之防。到了春秋晚期，孔子把华夷之辨的重心转向文化，强调以文化为区分华夷的标准，不单纯以地域或者血统来区分华夷。孔子还发挥出文化可变的观念，认为即便很僻陋的地区，只要把先进文化带到那里去，也可以变得文明起来。对于向慕华夏文明的夷狄各族要接纳，不应当拒绝。孔子强调的重文化、要接纳，成为中华各民族认同互动的基因。

　　汉民族发展了华夷之辨的包容精神

　　秦汉统一以来，中国疆域更加辽阔广大。汉代国土面积达到600万平方公里以上，唐代、明代、清代都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元代更超过2000万平方公里。秦汉以来，中国疆域内生活的民族更多，各民族交往更广。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由华夏族发展而来的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华夷观出现重大发展，包容精神突出表现出来。

　　《礼记·王制》篇主张，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要进行文明教化，统一法律政令，也要承认各民族的差异，尊重各民族的习俗。《王制》篇说的习俗范围很广，包括居处、服饰、饮食、言语、日用器具以及人们的性格和嗜好。《王制》篇认识到，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是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适应在各自的环境中生存的需要，不应该强求改变，这是先秦没有的认识。董仲舒讲华夷之辨，还从《诗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引申出 “王者爱及四夷”的思想，认为对四夷也应该讲仁爱，这也是先秦没有人提出过的认识。先秦华夷之辨主张接纳，到了秦汉时发展成为包容，更为积极开放，并且成为华夷之辨的基本方面，是中国古代民族观的一个飞跃。

　　古代汉族建立的朝代越是强盛，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越是具有包容精神。唐代强调华夷一体，唐太宗说他对华夷各族“爱之如一”“可使如一家”。唐代士人不再笼统地讲孟子说的“用夏变夷”，却提出“夷夏混齐”之说。明代也实行了宽大包容的民族政策，明太祖朱元璋告诫子孙勿滥兴兵。对于南下归附的满洲人和蒙古人，明代始终给予多方面的优待。

　　少数民族对华夷之辨的积极回应

　　少数民族对华夷之辨一直有积极的回应，在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更加积极。

　　少数民族积极靠拢华夏文明、淡化华夷界限。表现之一是，自认是华夏先王的后裔，与汉族同出一源。南北朝时期，在中原立国的少数民族中，匈奴族、鲜卑族、氐族、羌族都自认是华夏先王的后裔。辽代的契丹族也自称是轩辕黄帝的后裔。表现之二是，推崇儒学，实行科举制度。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领袖就有推崇儒学表现。隋唐以后，少数民族建立的各个朝代都实行科举制度，上自皇帝、太子，下至处士、学童，都诵读儒家经典。表现之三是，广泛接受汉族的生活文化。辽代的道宗皇帝自诩是一个文质彬彬、与汉族没有不同的人，皇后萧观音倡言“华夷同风”。金代的熙宗皇帝年轻的时候能够弈棋赋诗, 喜欢雅歌儒服,在当时人心目中宛然成了一名汉族少年。金代帝王们爱慕江南衣冠文物，与儒臣赋诗唱和，风气所及，连那些女真族的武将们也罗致汉人文士当幕僚，以模仿汉族生活文化为时髦。

　　反对民族歧视，维护本民族的尊严，是少数民族对华夷之辨做出的另一种积极回应。他们反对的是在中华民族中划分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目的是要求民族平等，有利于中华各民族相互认同、有利于中华各民族共同发展。元代编修前朝史书时遇到如何处理辽、金、宋的历史位置问题，经过长期争论，最后决定三朝并列，分别编修出《辽史》、《金史》、《宋史》，给予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正统王朝的地位，将其与汉族建立的朝代平等看待。还可以提到两件史实：一件是元代忠臣郝经对蒙古人入主中国合法性的论证。他说：“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蒙古人可以当“中国之主”，是以实行“中国之道”为条件的，也就是认同中华文化。另一件是清代雍正皇帝对反清言论的批驳。汉人学者曾静策动反清失败被捕后，雍正一面大兴文字狱，一面发布上谕批驳反清言论。他为夷狄正名说：“以居处僻远, 语言文字不与中土相通, 故谓之夷狄。”夷狄在偏远地区生活，语言文字与中原人不同而不相通，但夷狄与华夏同为人类，视他们为“禽兽”是毫无道理的。雍正还指出,华夏、夷狄之分是历史现象。过去的中国“幅员不能广远，其中不能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自我朝入主中土，开拓广远”，同为大清臣民还分什么华夏、夷狄呢！雍正的辩驳是为满族入主中国服务的，而他希望消除华夷界限，实现“满汉一家”，也是推进中华各民族相互认同。郝经的理论，雍正的辩驳，也都是中国少数民族对华夷之辨的积极回应。

　　知识增长是华夷之辨终结的深层原因

　　明清两代国家 “大一统”，突破华夷内外之分，实现了中华民族更大融合，是华夷之辨走向终结的政治条件。但根本原因还在文化，在时代，具体地说是因为明清时代知识增长，使得人们开阔了眼界。明代中期以来一些学者和官员，看到了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又从传教士艾儒略的中文著作《职方外纪》中获得了更多世界地理知识。地球上有五大洲的新知识使人们懂得了，作为地理位置的“天下之中”并不存在，中国只是世界的很小一个部分。明清时期的思想家经过讨论提出，地球上不同地区会 “各自抒一精彩”，不同文明会各自做出独特贡献。甚至说，日照月临之下必有一片土地上文明高于中国。这样说有一定的知识背景为依据，不会完全是凭空想象。明代还有人已经预测到，未来中国面临的挑战将会主要来自西方列强，中国各民族必须共同面对西方列强的威胁。以少数民族为夷狄变成落后的观念，以西方列强为夷狄又只能自我陶醉、自取失败，带来灾难。到了这样的时代，中华民族一体意识必然取代华夷之防。

　　随着中国古代历史结束，华夷之辨终结了，但留下了珍贵遗产。用最简短的语词表达，华夷之辨留给我们的遗产是：包容，文明，共同发展。

　　（作者系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