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族史及谱学史研究者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直至今日所出新谱的关注程度，远低于传统谱牒；除了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外，没有出版过一部专著。忽视、忽略新谱的结果，影响了对中国谱学发展大势所作判断的准确性，亦与其在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不相称。

　　所谓“新谱”，是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所编、刻、印、抄而成之“旧谱”而言的谱牒类文献，新谱之所以为“新”的时代特征即在于此。但这种以谱本问世之日为新、旧分界的原则并非没有问题。由于中国地广域宽，各地建政时间前后不一，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对各级行政区（省市县）内谱牒的新、旧边界，还须进行或早或晚的区别，以符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另外，谱牒本身既非政治性文件，也非宣传类作品，它反映的是基层社会中某一特定宗族内部的世系、聚居、人口等状况，与发生在社会上层、中层的国体变动和政权更替，不处于同一个层级，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问世的新谱，并不会立刻对尚在建立过程中、具有与传统不同的新型意识形态定位的新政权、新制度作出实质性的反应，一定存在着或长或短的观察期、适应期和过渡期。既然传统会延续，“新社会”的到来又须经历缓慢的阵痛，新谱所具之各类“新”特征，因此也一定有一个逐渐成形和积累的过程。

　　若就形成过程而言，新谱又可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指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1949—1979）所出新谱。具体包含三类，即⒈文稿编定于新中国成立前、问世已在新中国成立后之谱。⒉对旧稿作局部修改后新刻、新抄、新印之谱。⒊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并完成的新编、新撰、新印之谱。大致说来，1949年下半年及1950年代中期以前，以第1、2类为主；1960、1970年代则以第3类为主。由于这一阶段的新谱中包含了对旧谱的大量新印、新改，因此具有旧、新阶段间的过渡性质，或可将这两类谱牒称之为“新旧谱”和“半新谱”。以1979年为该阶段的下限，主要是因为1979年是国家改革开放、社会重新整合的真正起步期。

　　第二阶段指1980年以来直至当下所出新谱。此时，宗族的外部环境已较前有了巨大变化。宗族文化固然还未被主流价值认可（至今也仍未被完全认可），但修谱、散谱活动一般情况下已不再被视为政治上的异端；所获得的宽松政策和宽容对待，已超出了生活于前30年的宗族成员的想象。这是观察该时期新谱特征不可忽略的重要前提。

　　由于谱牒的表现形态与宗族生存状态基本对应，因此，只有在传统的“村—族”聚居方式已难以持续维系，中国开始进入世系认同与族人聚居相分离的“后宗族”时代的最近25年，所出新谱才在体例、内容、介质、形态上实现了全方位的突破。当然，这一时期仍有许多对旧谱的新刻、新印（影）和新抄以及数码化制作，但那主要是为了抢救珍贵的历史文献；此一阶段新谱的主体，已不再是“新旧谱”“半新谱”，而是新编、新撰、新印，且被赋予新目标、采取新形式的“全新谱”。

　　对新谱基本定义和阶段划分作上述说明是否合理，尚待研究实践的检验。无论如何，对新谱的研究与评价，总要以确定新谱概念的能指与实指为逻辑前提，否则即溢出学术范围。

　　在中国谱学史研究著作中，凡提及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大陆谱学发展，总会作出“中断”“沉寂”或类似的概括，然而这并不符合中国谱学的实际状况。有一则曾被广泛引用的资料可为佐证。在作为“四清”运动纲领性文件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中有七个附件，其中第二个为《东北、河南报告两件》。“河南报告”的上报日期是1963年4月15日。该报告援引河南省90个县的统计资料，声称发现“续家谱一万多宗……不少党员、干部参与了这些活动，有些甚至是他们带头干的”。这些向当时最高领袖及中央主管部门郑重呈报的“敌情”虽然可能有夸大之嫌，但谱牒曾被普遍续修，且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则应该是基本事实。

　　在上海图书馆编《中国家谱总目》中，保留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大陆地区所出新谱目录1150种，无一年中断；另据笔者最近对浙南6县的调查，共发现新中国成立后30年新谱40种，均为《总目》所未收。这就可以证明，仅就现有存目来说，新中国成立后30年所出新谱也已经是中国谱学史上一个不能忽视、轻视的重要阶段。

　　若再按省别进行大致统计，更可显示其分布的广泛性。如在《总目》著录的新中国成立后30年所出1150种新谱中，谱籍所在各行政区的数量分别为：安徽8种，北京1种，福建151种，广东202种，广西7种，贵州3种，海南7种（原属广东），河北3种，河南18种，湖北16种，湖南184种，江苏69种，江西41种，辽宁10种，内蒙古1种，青海7种，山东70种，山西7种，陕西19种，上海10种，四川14种，浙江250种，云南4种，重庆3种（原属四川），“全国”36种，“世界”2种，不详7种。如果参考其他收藏单位（如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新增目录和学者个人的田野调查资料，以上数字将会被轻易突破。研究者固然可以而且也有必要对其进行阶段划分，却没有理由怀疑中国谱学发展在事实层面所具之连贯性。

　　新谱研究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谱与旧谱间的“自然衔接”。上文所说“文稿编定于新中国成立前、问世已在新中国成立后之谱”，即所谓“自然衔接”。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政府倾全力于“大事”，无暇整顿传统，这就形成了“自然衔接”所需要的外部环境，而宗族世系本身之延续性，亦为其关键内因。若欲清理某族近代以来至1950年代初为止的世系传承及迁徙分化状况，这类“自然衔接”而成的新谱，是重要的基本资料。

　　第二、基层社会自我满足的“价值追求”。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固然雷霆万钧，所向披靡，但宗族活动自有其特定的“小共同体”范围和内容，一般不需要张扬和排场，尤其是凭个人或少数人的投入即可完成的修谱更是如此。在政治运动开始逐步升级的1960年代，仅《总目》著录的现存新谱就有269种；即便在十年“文革”期间，仍有236种，不免令过来人瞠目。当年，所有倡议和参与修谱者都被认定怀有复旧的“反骨”，现在看来显然不符合事实。这批宗族成员只是在坚守一种宗族性文化价值而已；在他们看来，将本族世系的传承情况准确记录下来并流传下去，是最平常也是自己最应该做或能够做的事，虽不能强盛“大共同体”的国运，却与外世无争，与外人无关。

　　第三、宗族向“后宗族”形态转型在文本上的反映。传统宗族形态的基本特征是世系（宗）与聚居（族）的统一，“后宗族”形态则是世系与聚居的分离。“后宗族”形态的产生，既与族外的社会动荡、战乱兵燹有关，也与族内的世系分支、迁徙分化有关。反映在谱种上，就是联宗类谱牒的广泛编撰。在《总目》著录的1949年至2007年大陆所出9883种新谱中，联宗类谱到底有多少是一个需经鉴别方能把握的数字，若凭谱名联想，则不易作出准确判断。如山西省沁县《沁县牛家巷牛氏宗谱》、山西省襄垣县《连氏宗谱》等，名为“宗谱”，实际上都是由某地某族发起、连接散居各地同姓为特征的联宗谱。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中国新谱涉及的地区包括大陆、港台和海外三大部分。就新谱研究的学术潜力而言，除大陆外，最主要的应属对台湾新谱的研究。谱学研究者对台湾地区1949年前、后所出谱牒的研究成果，目前主要集中在目录学领域。据《台湾区族谱目录》《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族谱简目》和《中国家谱总目》以及其他收藏单位的著录，台湾新旧谱牒的总数约为3万至3.6万种，其中1949年以后所出新谱约占80%。对于1949年以来的台湾新谱，笔者坚持以下观点：

　　第一、1949年以前的台湾，不过是脱离日据、回归祖国不久，且远离中国现代政治、经济、文化核心的边陲省份之一。因此，1949年以前的台湾谱牒，充其量只是中国一省之谱牒（如浙江、江苏等省一样，但地位却远远不及），而1949年以后，随着各省移民的大量进入、长期定居和台海架构的逐渐确立，台湾岛内逐年新修积累的谱牒，已成为罕见的“中国谱牒之窗”。这在中国文化史和谱牒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第二、1980年代以后台湾新谱的发展并不是孤立或独立的，而是与大陆地区1949年后不绝如缕、1979年后不断加速的新谱编撰活动及其成果积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大陆新谱与台湾新谱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共同营建了中国现代谱牒发展的全局。将台湾新谱置于包括大陆新谱在内的整个中国现代谱牒发展的大背景下，是提高1949年以来台湾新谱研究水准的重要基础。

　　第三、在谱牒学的逻辑框架中，不仅包含了对谱牒功能、谱牒资料的研究，还包括了对谱牒类型和谱牒样式的分析。1949年以来的台湾新谱，在对传统谱牒类型、谱牒样式的继承、创新方面，提供了远比同时期大陆新谱丰富、生动得多的现代样本，为中国谱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1949年以来的台湾，经历了都市中心化—农村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完成了由传统宗族向“后宗族”形态的转型，谱牒的编撰亦从多方面反映了城市（镇）化过程中脱离了“村—族”聚居状态的城镇居民对传统文化形式的需求。对于正在经历这一过程的大陆居民来说，台湾新谱走过的道路（包括商业运作机制），是一项值得认真借鉴的重要经验。

　　总之，台湾新谱取得的发展以及在中国谱学史上的地位，离不开大陆文化母体的滋养；对其学术价值的鉴定，也离不开对大陆新谱的认真研究和系统总结。

　　就一般的判断而言，在中国，汉人宗族以及其他一些具有血缘—世系性质的团体（如宗亲会等），在现代生活中所占据的地位与作用呈递减趋势这一点应该不会和世界其他地区出现根本的区别，但这并不能证明它们不具备文化上的合理性。由宗族文化传统所代表的那种对自身及其所属群体价值的深刻的历史性认定，恰恰是现代商业社会中的人们所缺乏的一种修养和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种可以大致反映当代中国宗族文化价值的文本形式，新谱的持续出现以及相关人群的广泛参与，既不是偶然的和随心所欲的，更不是没有意义的。由于各种类型的新谱还在大量产生，前所未见的问题将层出不穷。就中国谱学史而言，包括新谱在内的所有现存谱牒，显然都只是某一历史阶段的产物；科学化的研究既需要对资料进行广泛收集，系统整理，更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周密设计，精心部署，分区调查，分题落实。笔者相信，随着对新谱研究的深化，中国谱学史将与时俱进，更加贴近生活，更加丰满真实。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