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问世已逾两百年，《总目》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其与《四库全书》研究并称“四库学”“总目学”。当然，传统意义上的“四库学”其实包括“总目学”，因学界对《总目》研究越来越关注，遂有“总目学”“独立门户”之发展态势。

　　纵观《总目》研究史，其发展轨迹呈现出不规则“波浪式”发展的特点。先是“沉寂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总目》的钦定地位，学者并未对其进行系统的批判性研究。之后是“躁动期”，道光、咸丰之后，学者对《四库全书》纂修时期的禁毁图书有所整理，虽然限于目录、版本研究，却打破了最先的沉寂。民国时期是《总目》研究的“奠基期”，这一时期的成果以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和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为代表。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是“停滞期”，这一时期的研究论文数量不多，理论性、思想性不强。20世纪80年代至今是“活跃期”，特别是80年代中期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为“四库学”研究提供了诸多便捷，而《总目》研究成为一门显学也由此开始。

　　据不完全统计，有关《总目》研究的论文与著作总和数以千计。在诸多研究之中，实证研究、思想研究、跨学科切入性研究以及再批评研究是《总目》研究的主体，而尤以实证研究最为突出。以著作为例，继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之后，有杨武泉《四库全书总目辨误》、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及《四库提要订误（增订本）》、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等颇有价值的考据之作。然而事实上，《总目》研究无论是实证性的，还是思想性的，都有不可忽略的一个前提，那就是《总目》的“官学”性质。针对《总目》这一性质，上述工作还只能说是基础性研究。代表着官方意愿的《总目》，其学术思想与政治倾向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此一来，单单关注学术或是只注重政治都会有失偏颇。即便是实证研究的辨误，也需要考虑由于政治原因而进行的刻意行为所产生的错误结果。鉴于此，《总目》研究似乎应该返本归源，即寻求《总目》纂修之时的“真实状态”。

　　还原的研究方法对研究《总目》来说是一种新路径，通过还原能够找出一些不被重视的细枝末节，而恰恰是这些琐细的“微毫”影响着《总目》的编纂。就明代文人别集提要来说，仅仅对《总目》中的一千余篇提要进行考辨是远远不够的，明清易代这一大的历史背景是不可忽略的。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以清人为代表的满族文化如何对待以明人为代表的汉族文化，以官方为代表的学术思想以何种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而对于“民间学术”官方又是以何种心理对其进行接纳或舍弃？当学术冲突在所难免之时，官方采取的解决办法是“以正视听”，所谓的“正”该如何理解，隐藏于其后的背景到底有几重？以上这些问题不是通过简单的实证研究、思想研究就能解决的。对待《总目》这一特殊的文献，需要用特殊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还原。方法本身并不深奥，但它却可以让《总目》研究回归本位，更有助于我们探究事实真相。

　　简单说，还原包括两个程序。一如“电影”回放，“冷眼旁观”当时历史背景之下《总目》产生的一系列过程。二如“电影”正放，客观分析影响《总目》形成的种种因素，随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其进行评判。第一步是还原的基础，也是能否做好还原的关键步骤。这个过程首先必须熟悉史料，运用简单逻辑思维将史料贯穿；其次是了解人物，熟谙参与《总目》编纂人员的基本情况，包括个人传记、学术思想和情感倾向等。这两点做好了，就可以对《总目》所涉文献进行考索，判断《总目》作出的评价客观与否。如若客观，给出有文献支撑的具体理由；倘若主观成分占据主导，再探究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在这之中最难把握的就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它的复杂性表现在，不仅因人而异，而且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即便是在“官学”背景之下，也难免会出现馆臣之间不合拍的思想博弈，给还原增加了难度。

　　在还原研究的过程中，要注意一点：还原不等于实证研究，实证研究要服务于还原。换句话说，实证研究只是还原的一个部分，在《总目》所涉及的史料、版本、文献方面，还原的要求比实证更为苛刻，主要原因是它对真实性的考量更高。所谓的“真实”不仅仅包括史料切实、版本清晰、文献确凿，更重要的是，它要求我们对史料、版本以及文献背后的来源要更为熟知，不能被《总目》的“障眼法”所掩。例如在对待明人别集的问题上，《总目》经常采取一些引导语言，让人信以为真。如金幼孜《金文靖集》提要云“《千顷堂书目》载《幼孜集》十卷，又《外集》一卷，又《北征集》一卷。今《外集》未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其《北征集》，大漠穷沙，靡不身历，时露悲壮之音。则彝尊犹及见之，今亦未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两处“未见”即是疑问所在。实际上《外集》存世，今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图书馆等皆有藏本。而《北征集》亦存世，歙县博物馆藏有清抄本《前北征录》《北征录》和《后北征录》，书页中题有“初从北征录一卷，诗一卷，从北征录一卷，三从北征录一卷”，可见《北征集》即金幼孜第一次北征之时所作的那一卷诗歌。疑问弄清楚了，接下来就是还原事实真相，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就涉及《四库全书》纂修之时明人别集的采选问题，这是还原的最后一步，也是难点所在。《总目》还原研究虽然刚刚起步，但其前景却十分可观。因为面对着已然形成的文化史、接受史和批评史，我们已经不满足只是一味的接受和继承，而是要追本溯源重新审视历史真相。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四库全书总目》明人别集提要的考辨及研究”〔SWU1409252〕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