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7月爆发的甲午战争到现在已经120周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在战争与政治的背后，深蕴着的文化传统的特质。

　　近代以来，日本多次成为侵略战争的策源地，至今日本的右翼当政者与右翼文人，仍以种种说辞美化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并若明若暗地表示自己是这种侵略传统的招魂人，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显在表现。日本右翼的战争观、历史观在学理上是荒谬的，在法理上是非法的，而且包藏着相当严重的现实危险性，理所当然地遭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和平力量的谴责。但二战后大半个世纪，坚持侵略传统的右翼却能在一个文明水平颇高的国度，长期强势占据执政地位与话语主导权。造成此种怪异现象，有复杂的国际原因与国内原因，而深刻久远的文化传统发挥历史惯性作用，无疑是其中一种重要因缘。

　　积淀久远的“皇国史观”与“八纮一宇”说

　　地处东亚外缘的岛国日本，国土狭窄，资源不富，却“不甘处岛国之境”，很早就产生强烈的领有世界的妄念，这在日本的“皇国史观”中有鲜明展现。

　　“皇国史观”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动员的精神主脉。此一史观认定：日本天皇制国体高踞万国之上，“万世一系”的天皇治下的“神国”日本，应当统领世界。此一意旨，正式宣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而其思想渊源则伏笔千载之古：早在公元8世纪，以汉字书写的日本古典《古事记》（公元712年成书）、《日本书纪》（公元720年成书）中已有呈示。至中世，伊势神道的五经典之一《倭姬命世纪》宣称：“大日本神国也，依神明之加被”。此种神化大和民族、神化天皇，认定天皇统治世界的思想自古代延传至近代，形成以明治天皇《教育敕语》的“尊皇爱国”论为主旨的皇道主义，而对外侵略扩张则是皇道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日本的“神国”论直接推衍出海外扩张论，而其中的观念联结便是“八纮一宇”说。

　　传说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便有“八纮为宇”臆想。“八纮”一词原出中国典籍《列子·汤问》、《淮南子·地形训》，意指四方四隅。日本最初的古典《日本书纪》借用此词，编造神武天皇建都诏书，内称：“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意欲将世间八方，置诸一宇（屋顶）之下，而这个“屋顶”，便是世界最高君主日本天皇。此一妄念，自古代延至近代。明治维新伊始，即以天皇名义发布《宸翰》（御笔信）曰：“朕安抚尔等亿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富士山）之安。”这正是“八纮一宇”的形象诠释。

　　“雄飞海外”、将八方疆域收入治下，是日本统治阶层千余年来的梦想，其掠占的首批目标是邻近的朝鲜半岛、台湾岛、库页岛，以及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整个东亚大陆乃至全世界则为其侵略的“远大目标”。

　　天皇的御用文人不遗余力宣扬此说。1903年，日本“国柱会”成员田中智学把神武天皇“掩八纮而为宇”之语概括为“八纮一宇”，其字面义为“四海一家”，实则宣示日本为统一全世界的霸主。1915年3月11日，国柱会机关报《国柱新闻》刊登《神武天皇の建国》一文，正式抛出“八纮一宇”说。1940年7月26日，日本近卫内阁制定《基本国策纲要》，声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八纮一宇”为其根本目标。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期间，“八纮一宇”成为日本帝国的国家格言，其军政机构悬挂两大条幅，一为“武运长久”，一为“八纮一宇”。

　　践行“八纮一宇”的海外扩张

　　作为日本千余年的国家格言，“八纮一宇”决非徒快口耳的言辞，而是实行方针。自大和国于4世纪末、5世纪初统一日本开始，即践履“掩八纮而为宇”的扩张计划。

　　4世纪末，倭王侵犯朝鲜，渡海攻破百济、新罗城池，迫使朝鲜半岛人众为其臣民，并掳掠奴隶、布帛，后高句丽军击败倭军，倭王退回日本。

　　6世纪日本派兵介入朝鲜三国（高丽、新罗、百济）政争，被唐朝与新罗联军重创，此为中日间第一次交兵的“白村江之役”。史载：唐将刘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旧唐书·刘仁轨传》）惨败的日本认识到唐朝强大，遂有多次遣唐使的派出，士人、僧人学习先进的唐文化蔚然成风。这是日本学习强者、欺凌弱者的国家性格的一次完整表现。此后近千年，日本因内争频仍，国力孱弱，对外征伐有所收敛。

　　16世纪末，军事封建领主丰臣秀吉平定战国纷争，握有一支久经战阵的武装，立即向外扩张。先是迫使朝鲜、菲律宾、琉球前来朝贡，进而大规模出兵朝鲜，试图以朝鲜作为征服中国的跳板。1590年冬，已成日本实际统治者的丰臣秀吉致书朝鲜国王，宣称：“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400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丰臣秀吉还狂妄地说，以日本这样的“刀箭锐利之国”可以轻取“大明长袖之国（意指文弱的士大夫之国）”。

　　1591年和1597年丰臣秀吉两度派遣大军渡海，于釜山登陆，占领朝鲜京城、开城、平壤三都，锋指明朝，宣示要迁都明朝京师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明国，将北京周围十“国”之地献为御用，并任命义子丰臣秀次为大唐（中国）关白，朝鲜则交给羽柴秀保或宇喜多秀家统治。丰臣秀吉拟驻宁波，统治从东亚到印度洋的广大区间。因中朝联军在陆战和海战中击败日军，丰臣秀吉铩羽而归。这场由日本发动的侵略朝鲜、明朝的战争，中国史称“万历朝鲜一役”。此役战败归国的丰臣秀吉一蹶不振，然其“必图朝鲜、窥视中华”的扩张侈念对近代日本产生久远影响。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开启之际，日本刊行《日清战争实记》，连载坪谷水哉的《丰公朝鲜军记》（“丰公”指丰臣秀吉），该记的序文云：“我帝国开辟以来，堂堂六师境外从事征讨，自上古神功皇帝征服三韩以后，迄于天智天皇在位，前后460余年间，凡30余次，然征讨三韩之地，即今之所谓朝鲜半岛者，更深入中国本土与之交兵，当时从未有过。天智朝以来1220余年间，我兵出国征讨，大收宣扬国威之效者，仅有两次：其一，是文禄、庆长之际丰太阁（丰臣秀吉任职太阁——引者）征韩之役；其二，是此次对清军的讨伐（指甲午战争——引者）。”

　　可见，近代日本侵略战争，以16世纪丰臣秀吉征伐海外为直接先导。丰臣秀吉是日本发动对外侵略的精神支柱。

　　江户幕府时期“日本主义”发酵

　　丰臣秀吉扩张狂念遭遇重挫，继起的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因国力所限，又为了禁止“异教”（指天主教）“异学”（指西洋文化）入境，幕府两百余年间厉行“锁国体制”，对外侵略偃旗息鼓，然“掩八纮而为宇”的诉求未曾消弭，封建领主仍怀“德化宇内”之想，于内敛间，令“日本中心主义”精神发酵，并通过强化军事组织，实现军政一体的“武家统制”，武士居社会强势地位，而武士的本性充满杀伐和武力扩张倾向。

　　江户幕府初期，儒学家、兵学家山鹿素行著汉文历史书《中朝事实》，称日本为“中华”“中朝”，乃世界中心。山鹿追溯日本皇统起源，扬言最高政治理想早在古代已经完美实现。山鹿素行讴歌“忠节”“尚武”的《武教小学》《山鹿语类》，推尊为“武士道的宪法”，被近代日本军人奉为经典。山鹿思想对幕末明治间勤王武士影响很大，也为近代日本军人所服膺。

　　江户幕府中期，“国学三大人”——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国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宣扬国粹主义。尤其是“集国学之大成”的本居宣长，将日本古书《古事记》描述的“天照大神”视为实有的帝王，称其“皇国之古道”为最高境界，追求以“神道”为代表的日本文化原始精神，反对儒家思想，力主清除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高倡“神国”日本统治世界。本居宣长的弟子平田笃胤反对儒学派崇拜中国，力倡“复古神道”。

　　江户幕府后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俄罗斯、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相继东侵中国、日本、朝鲜。日本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从不同角度竞相探讨挽救民族危机的方略，其共同意向是：精神上推尊日本至上、天皇至尊，方法上超越岛国局限，仿效西洋列强向外侵略。

　　江户后期提出完整扩张计划的是“经世家”佐藤信渊。他撰《宇内混同秘策》，首句称：“皇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若能经纬其根本，则全世界悉为其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安抚万国之苍生，自始便是皇国君主之要务。”宣称兼并亚洲各邻国、统治全世界是上天赋予日本的使命。

　　佐藤说：“以此神州（指日本）之雄威征彼蠢尔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皇国征伐支那，如节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其计划为：征服支那应先攻略满洲。如得满洲，“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他还具体拟定进攻中国的实施计划：在东京、关西、中州、筑紫、陆奥等八地域实行“富国强兵”，得雄兵20万人，然后由天皇渡海亲征，先锋直扑江南，以南京为临时皇宫之所在，录用支那人才，征服支那之后，再图东南亚、印度。

　　佐藤信渊先侵略满洲再征服全中国，进而侵占全亚洲的扩张路线，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思想，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计划之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