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初，周恩来访问马里时，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图片来源：人民网

　　习近平总书记访问非洲时指出，“中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和非洲老一辈政治家共同开启了中非关系新纪元。从那时起，中非人民在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中，在发展振兴道路上，相互支持、真诚合作，结下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兄弟情谊”。

　　周恩来总理一生为缔造中非友谊，开辟中非关系新纪元，作出了杰出贡献。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他出访非洲十国，通过实地调研，同非洲领导人直接交流，形成了他的非洲理念。这一理念是中国对非洲政策的思想基础。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我们要传承、弘扬周恩来的非洲理念，深化中非兄弟情谊，再掀中非友好关系新篇章。

　　理念一：中非人民有相似命运，是天然同盟者

　　还在少年时期，周恩来出于对殖民主义的憎恨，就十分同情黑人。当他从报纸上读到殖民者贩卖黑奴的消息时，便拍案高呼：“黑奴总有一天要解放！”1920—1924年，他在旅欧勤工俭学期间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形成了科学的世界观。在此期间，列宁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者联合起来”著名口号，对周恩来非洲理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曾专门撰文提倡国际主义，他说：“我们心中不容丝毫忘掉与我们受同样苦痛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我们的救国运动乃必须建立在国际主义上面。”

　　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周恩来反复强调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两者不矛盾、不冲突，应该结合起来。他说，“国际主义者在中国必须坚决实行中国民族主义”，这样才能“得到独立解放，走上国际舞台”，同时，“民族主义者，必须同情和联合国际主义的运动，才能共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求得国际上真正的民族平等，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1955年，中非关系问题在亚非会议上正式提上议事日程。面对与会代表的频频挑衅，周恩来作了著名的“补充发言”。他用亚非人民的共同遭遇、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等观念，说服各国代表要团结合作，凝结亚非国家最大共识，并最终将这些理念融入会议公报之中。

　　在非洲十国之行的第一站埃及，周恩来第一句话是：“我们不是来得太早了，而是来得太晚了。”每到一个非洲国家他都要讲三层理念：一、过去有“共同经历”，受殖民主义压迫；二、今天有“共同任务”，要独立和发展；三、未来要“共同奋斗”，要团结合作。

　　理念二：坚持求同存异和务实多样的对非政策

　　非洲国家大多独立于东西方“冷战”对峙，它们为求“中立”和“不结盟”，在同社会主义国家交往时是有顾虑的。如何对待这些非洲国家？这是中国外交中的一个新问题。周总理从中国革命丰富的统战工作原则和策略出发，对中国对非政策进行了有益探索。他把策略的灵活性和原则的坚定性结合起来，千方百计地团结非洲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经常教导我国外交工作者：“要和这些国家‘做朋友’”，“不能采取敌对态度，不要把他们挤到敌人的营垒里去”。

　　坚持“求同存异”原则，追求和平共处的目的，这是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上领悟到的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交往最重要的方针。非洲国家独立道路不尽相同，大多是随着宗主国的“非殖民化改革”而独立，他们与宗主国仍有多种联系。非洲国家领导人大都受西方教育，其价值观与我国有差异。非洲国家政治制度更是多种多样，有共和制、君主制，还有军人专政等。但他们共同的愿望是维护国家独立、反对殖民主义。于是周总理主张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搁置一边，“求大同，存小异”，经过努力达成一致协议。

　　周总理在“十国之行”中身体力行地推行上述政策。当时，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对中美关系提出了异议，会见一度气氛紧张，但周总理泰然自若地给予解释说明，不仅缓和了气氛，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中突两国于周恩来访问的最后一天，即1964年1月10日正式建交。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害怕美国的压力，未敢按国际惯例，在首都接待周总理，对此周总理并不计较，这使他十分感动，表示一定要同中国建交。周总理访问加纳时，突遇恩克鲁玛总统遭刺未遂事件，为保证其安全，他亲赴其住所会谈，这种真诚态度成为外交史上的佳话。

　　但周总理的非洲政策又是具有高度原则性的——“一个中国”的底线决不能突破。塞内加尔首任总统桑戈尔是著名诗人和“黑人传统精神论”的提出者，在非洲很有影响，该国虽同我国建立了文化和经贸关系，但因其与中国台湾保持外交关系，我国便一直未答应其建交要求，直到其降下青天白日旗，1971年12月7日两国才建交。

　　理念三：援助非洲要着眼于世界和未来，追求务实互惠

　　殖民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剥削造成非洲国家的贫穷落后，新生的非洲国家迫切需要外援，这也是中国同非洲国家交往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周总理访问非洲十国期间，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等多位领导人对此进行商讨，最终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确立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从理念上看，“八项原则”有三大特点：

　　第一，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国际主义理念在当时的创新和使用。这种援助同“大国恩赐”截然不同。它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有机结合，是融入了双方民族主义利益和任务的国际主义。第一项规定：“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说“援助是相互的”是强调正义的国际主义，注重“平等互利”是寻求合理的国家利益。第八项要求中国援外专家要学习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做到“与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周总理反复告诫大家：我们和非洲国家是同命运的伙伴关系，我们援助了他们，他们也援助了我们。非洲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非洲的和平发展、繁荣复兴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前提，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是非洲对中国的最大回报。

　　第二，它截然区别于“新殖民主义”。二战后，“新殖民主义”粉墨登场，“经济合作”和各种“援助”是其主要形式。美国最先打出这一旗号，重点援助那些驻有美国军事基地的国家，美苏争霸的非洲之角和中南非洲地区。英法等国也借助所谓相互“合作”与“援助”协定，继续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无偿或以极小代价获取其资源，并享有军事和外交特权。中国援助非洲则严格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中国援助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而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周恩来提出的“八项原则”同西方国家以“援助”为名，实则控制非洲经济命脉、向非洲转嫁危机的行径是截然不同的。有外国学者就表示：尊重受援国主权是中国援助的最大特点，这是中国同西方“援助”的根本差别。

　　第三，它追求实效，惠及民生。援建项目既要符合当地实际，也要我方力所能及。第五项规定：中国援助要“力求投资少，见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周总理多次强调：“必须按照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采取因地制宜，以中、小为主和土洋结合的方法，帮助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础。”为此，“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在坦赞铁路的决策和援建中，周恩来援助非洲的理念得到深刻阐释。他明确提出“援助项目的设计必须适合当地的条件”，并多次强调：在铁路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训练好技术人员和工人，使受援国人民掌握全套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铁路建成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多次称赞中国援助是真正用来造福人民。

　　理念四：要研究非洲和学习非洲

　　1960年6月，周总理接见刚果朋友时说：“你们来很好，不来我们对你们情况就不知道，我们对非洲知道的很少，很抱歉。”次年，毛主席会见非洲外宾时也讲：“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清楚。”中国领袖的坦率说明，由于历史原因使人们偏重西方，知识精英们多留学欧美，使国人的非洲知识十分欠缺。但时代的变迁，要求思想必须改变。毛主席和周总理从实际出发，要求我国社科工作者加强对非洲的基础研究和知识普及工作，尽快培养人才，可以先从编写《非洲概况》之类入门读物着手，随之要走进非洲调查研究，获取第一手材料。周总理常对周围人员讲：“不要以为非洲受了几百年的殖民统治就全都是落后的，非洲国家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他指示我国赴非洲文化代表团说：“你们去不光介绍我们的文化，也要学习人家的文化”。他强调要到非洲实地调研，获得第一手资料，“对一个国家亲眼看看，要有益得多”，“没有现场的感性知识，就没有法子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为此他身体力行，在出访非洲十国的过程中，不停地进行调查研究，深得非洲朋友的赞赏和积极回应。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