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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文坛翘楚们一直都推崇那触摸不到而又可以感受到的文学境界。最早的“境界”概念见诸佛经,后被广泛使用。文学的境界与意象、意境相联,与品位、格调相似,是作家对精神格调、思想能力和文化品位的一种高尚追求,也是评价文学作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尺度。
文学境界虽难严格定义,但却不乏著述。人们最熟悉的当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这是《人间词话》开宗明义之言。《人间词话》以“境界”为核心,颇多独到参悟,其中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境界说”,令人赞赏。除了王国维,亦有其他学者论境界,如冯友兰的“四境界说”等,也充满真知灼见。
生活中,读者接触众多文学作品,有的如过眼云烟,有的直抵灵魂,个中区别应与作品的文学境界有关。文学境界既包含作品的境界,也包含作家的境界,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文学境界有高低之分,我们当然倡导“取法乎上”。当前,我国文学作品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精品力作难求的重要原因,是有些作家及其作品的境界不够高。因此,文学的当务之急不是继续扩充数量,而是大力提高质量。提升文学境界成了文学繁荣发展的一个关键。如何提升文学境界,无疑是个复杂且见仁见智的问题,这里谈谈其中三个方面。
提升思想境界
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写作是特殊的精神生产。作家依据一定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艺术创造,文学作品的思想境界反映的是创作者的思想境界。文章乃经国之大业,须敬畏,不可亵玩焉。“文载道”“诗言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北宋张载有“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何等博大的胸襟气概和高远的思想境界。
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时代前进的号角,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体现一个时代的风气。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文学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广大作家以他们的作品热忱讴歌人民伟业,热情鼓舞人民前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当代中国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时期。广大作家要深入生活,把握脉动,洞察社会发展,描绘伟大实践,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切不可疏离时代主潮、躲避崇高理想,只顾把玩一己之悲欢,并把那当成整个世界。我们虽不能要求作家及其作品一概“代圣贤立言”,但也绝不赞成“娱乐至上”。文学的功能是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如果沦为列宁所说的那些“饱食终日”“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人的消遣工具,文学将失去最珍贵的价值。
有人会说,写什么,怎么写,这是创作自由。确实,创作自由是文学繁荣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作家的权利。但在讲创作自由的同时,也不能忘记社会责任,这是辩证统一的。邓小平同志曾期望作家“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作家应该对国家、人民和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认为作家只需要创作自由而不必承担社会责任,是偏颇。法国作家雨果曾说过,作家“具有双重职责,个人职责和公众职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需要有两个灵魂”。所谓“两个灵魂”,是指作家既是个体的,又是公众的;既可以有个人追求,又必须有社会担当。当然,社会责任感的形成不是靠外在强制,而是靠作家内在自我约束、自我提高。
文学既反映人们的精神世界,又引领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是各种思潮相互激荡,越要强调正确价值取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普遍认同和践行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文学的主导价值,是方向,是定力,是主心骨。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将其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要努力寻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们情感世界的契合点、共鸣点,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所思所盼中汲取灵感、挖掘素材、提炼主题,以文学的方式筑造中国人民独特的精神世界,建设美好的精神家园。在社会矛盾凸显期,众声喧哗,美丑纷杂,作家要善于分清主流与支流,认清现象与本质,深刻反映社会进步,体现人文情怀。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迎合低级趣味,不但不能给社会提供正能量,反而会制造文化垃圾,从根本上违背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与真善美南辕北辙。
政治和思想倾向性是文学不可抹煞的基本属性之一。把今天不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曲解为文学与政治不相干,会掉进危险的误区。过去和现在的事实都证明,文学在反映社会生活时总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与政治的联系,或隐或显地传达一定的思想倾向。社会主义文学从本质上讲,是人民的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自觉承担起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历史责任,是作家思想境界的核心。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作为文学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学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学工作者的天职。只有把根深扎在人民群众和社会实践中,文学之树才能长青。要防止文学离开人民,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提升审美境界
文学审美是人心灵的自由活动,价值、倾向、真实、典型、个性、修辞等都属于文学创作中宝贵的审美品质。优秀的文学作品须能达成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作家要按照美的规律塑造个性化人物形象,切忌从抽象概念出发。马克思曾提倡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式”。文学最不能容忍单调刻板、公式化概念化的文字。
《人间词话》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没有真正的情感、生活作为基础,即使有生花妙笔,也断然写不出皇皇大作。这里涉及想象和虚构的问题。想象和虚构是文学创作中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艺术手段。但想象和虚构不是“无土栽培”,而是源于生活,是作家对人的生活经验的提炼和升华。文学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踏坚实的大地。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技巧是文学最敏感的部位。“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修辞立诚,就是使语言更鲜明准确地表现作品的人物形象和特殊情景。这种功力不是一年半载可以练就的,需要作家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艰苦锤炼、苦心孤诣、孜孜以求。很多关于“炼字炼句”的佳话大家耳熟能详。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贾岛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倾诉着锤炼字句的“苦吟”。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一贯主张文学作品“一改再改”,他说 “写而不加修改,这种想法应该永远抛弃”。他的《战争与和平》写了7年,修改了99次。无论什么年代,也无论什么作家,优秀文学作品令人敬佩的文采都是用令人敬佩的心血浇灌的。今天,影视风靡对纸质文学构成严峻挑战,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文辞之雅、形式之美是文学依然立足的充分理由。
强调修辞,不能重蹈堆砌华丽辞藻的覆辙。我国的历次文学革新,都主张祛除只重辞藻形式的风气,而每次革新都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发展。“初唐四杰”力扫绮靡的齐梁宫体诗风,而后中国诗歌进入辉煌时期。韩愈、柳宗元“文起八代之衰”,一改只重形式而内容贫乏的骈体文,唐宋八大家才得以横空出世。另一方面,在“全民写作”的今天,也不能对修辞降格以求。要追求有艺术难度的写作,拒绝无深度的扁平化创作,反对远离美学尺度的码字游戏和随意涂抹,反对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文学创作要遵循正确的美学法则,精益求精,让读者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美文雅趣。
提升人格境界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人品决定文品”。这话听起来稍有绝对化之嫌,但强调人格对文章的影响无疑是正确的。孟子主张“养浩然之气”,李大钊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置于座右,足见高风峻节。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毫不夸张地说,在所有的文学作品背后都清晰地站立着作家本人的形象。我手写我心,作家的人格品德影响着创作动机、艺术构思、语言呈现等创作全过程。作品是作家的“心电图”,作家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都表现在作品之中。中国文学千年流变,但变中也有不变,注重教益、引人向善是始终不渝的旨归,即使是通俗文学、戏曲,也追求“曲终奏雅”“高台教化”。真正创造辉煌文学业绩、赢得读者喜爱的,往往是拥有高尚人格的作家。清代评论家沈德潜曾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王国维在评论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时说,“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人品一旦失格,作品必然失色!人品包括个人的品德修养,还包括国家民族意识。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的立场情感,是高层次的人品。现今,在思想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大环境中,有些人价值混乱、道德滑坡、底线失守,甚至搞不清楚“我是谁、为了谁”。有的人与国家和人民的主流价值刻意“保持距离”,实际上是怀揣某种目的在作秀,看似桀骜的背后是逢迎。有的人违反现代社会基本的职业操守和道德,身在体制又诋毁体制,既绝不愿切断与体制的“脐带”,又常因欲壑难填而对体制恶语中伤。还有人身为共产党员,遇到风波便动摇了立场和站位,对错误思潮妥协附和。这种人格的分裂和内心的阴暗不管如何掩饰,人们都看得清楚。
文学是人类艺术地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其本质是超功利的。创作实践反复证明,文学是寂寞清苦的事业,宁静淡泊,伏案苦耕,才能开辟文学境界。没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刚毅,何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超凡脱俗。没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怀,何来《岳阳楼记》的千古绝唱。当前,各种利益、各种诱惑容易让人浮躁、焦虑、短视、失去定力,这也影响了一些作家的心态。比如,我们很希望作家的劳动得到丰厚的报酬,但很不希望拜金主义的炫富扰攘文学发展的方向,让市场价值扭曲了艺术价值。文学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再比如,文学评奖本是激励创作的手段,评奖为了文学,而文学不是为了评奖。可有人患上了“评奖综合症”,随意发表一些不尊重他人、不尊重文学的言论,伤害了他人,也毁坏了自己在读者眼里的形象。如果作家对文学缺乏虔诚,把写作当成追名逐利的手段,必将远离心灵和纯真,甚至为获取暂时的小利丢掉恒久的大义。有人说,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作家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抗诱惑能力减弱,以及由此导致的文学性的丧失。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我们已经见到有些作家缺乏艺术耐心,过分看重眼前利益,以市场为风向标,急急忙忙地写作,慌慌张张地发表,在作品精神深度和艺术品质方面留下诸多遗憾。习近平同志告诫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作家应该时时警醒自己,不断修炼境界、传承风骨,以坚实的人品为支撑,经受住任何考验。
记得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讲过: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的文章,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有损于己、无益于人的文章,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我们倡导提升文学境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盼望不断催生精品力作,使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的文学作品多一篇、多一篇、再多一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