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文坛翘楚们一直都推崇那触摸不到而又可以感受到的文学境界。最早的“境界”概念见诸佛经，后被广泛使用。文学的境界与意象、意境相联，与品位、格调相似，是作家对精神格调、思想能力和文化品位的一种高尚追求，也是评价文学作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尺度。

　　文学境界虽难严格定义，但却不乏著述。人们最熟悉的当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这是《人间词话》开宗明义之言。《人间词话》以“境界”为核心，颇多独到参悟，其中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境界说”，令人赞赏。除了王国维，亦有其他学者论境界，如冯友兰的“四境界说”等，也充满真知灼见。

　　生活中，读者接触众多文学作品，有的如过眼云烟，有的直抵灵魂，个中区别应与作品的文学境界有关。文学境界既包含作品的境界，也包含作家的境界，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文学境界有高低之分，我们当然倡导“取法乎上”。当前，我国文学作品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精品力作难求的重要原因，是有些作家及其作品的境界不够高。因此，文学的当务之急不是继续扩充数量，而是大力提高质量。提升文学境界成了文学繁荣发展的一个关键。如何提升文学境界，无疑是个复杂且见仁见智的问题，这里谈谈其中三个方面。

　　提升思想境界

　　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写作是特殊的精神生产。作家依据一定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艺术创造，文学作品的思想境界反映的是创作者的思想境界。文章乃经国之大业，须敬畏，不可亵玩焉。“文载道”“诗言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北宋张载有“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何等博大的胸襟气概和高远的思想境界。

　　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时代前进的号角，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体现一个时代的风气。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文学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广大作家以他们的作品热忱讴歌人民伟业，热情鼓舞人民前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当代中国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时期。广大作家要深入生活，把握脉动，洞察社会发展，描绘伟大实践，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切不可疏离时代主潮、躲避崇高理想，只顾把玩一己之悲欢，并把那当成整个世界。我们虽不能要求作家及其作品一概“代圣贤立言”，但也绝不赞成“娱乐至上”。文学的功能是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如果沦为列宁所说的那些“饱食终日”“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人的消遣工具，文学将失去最珍贵的价值。

　　有人会说，写什么，怎么写，这是创作自由。确实，创作自由是文学繁荣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作家的权利。但在讲创作自由的同时，也不能忘记社会责任，这是辩证统一的。邓小平同志曾期望作家“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作家应该对国家、人民和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认为作家只需要创作自由而不必承担社会责任，是偏颇。法国作家雨果曾说过，作家“具有双重职责，个人职责和公众职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需要有两个灵魂”。所谓“两个灵魂”，是指作家既是个体的，又是公众的；既可以有个人追求，又必须有社会担当。当然，社会责任感的形成不是靠外在强制，而是靠作家内在自我约束、自我提高。

　　文学既反映人们的精神世界，又引领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是各种思潮相互激荡，越要强调正确价值取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普遍认同和践行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文学的主导价值，是方向，是定力，是主心骨。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将其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要努力寻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们情感世界的契合点、共鸣点，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所思所盼中汲取灵感、挖掘素材、提炼主题，以文学的方式筑造中国人民独特的精神世界，建设美好的精神家园。在社会矛盾凸显期，众声喧哗，美丑纷杂，作家要善于分清主流与支流，认清现象与本质，深刻反映社会进步，体现人文情怀。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迎合低级趣味，不但不能给社会提供正能量，反而会制造文化垃圾，从根本上违背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与真善美南辕北辙。

　　政治和思想倾向性是文学不可抹煞的基本属性之一。把今天不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曲解为文学与政治不相干，会掉进危险的误区。过去和现在的事实都证明，文学在反映社会生活时总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与政治的联系，或隐或显地传达一定的思想倾向。社会主义文学从本质上讲，是人民的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自觉承担起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历史责任，是作家思想境界的核心。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作为文学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学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学工作者的天职。只有把根深扎在人民群众和社会实践中，文学之树才能长青。要防止文学离开人民，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提升审美境界

　　文学审美是人心灵的自由活动，价值、倾向、真实、典型、个性、修辞等都属于文学创作中宝贵的审美品质。优秀的文学作品须能达成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作家要按照美的规律塑造个性化人物形象，切忌从抽象概念出发。马克思曾提倡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式”。文学最不能容忍单调刻板、公式化概念化的文字。

　　《人间词话》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没有真正的情感、生活作为基础，即使有生花妙笔，也断然写不出皇皇大作。这里涉及想象和虚构的问题。想象和虚构是文学创作中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艺术手段。但想象和虚构不是“无土栽培”，而是源于生活，是作家对人的生活经验的提炼和升华。文学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踏坚实的大地。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技巧是文学最敏感的部位。“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修辞立诚，就是使语言更鲜明准确地表现作品的人物形象和特殊情景。这种功力不是一年半载可以练就的，需要作家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艰苦锤炼、苦心孤诣、孜孜以求。很多关于“炼字炼句”的佳话大家耳熟能详。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贾岛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倾诉着锤炼字句的“苦吟”。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一贯主张文学作品“一改再改”，他说 “写而不加修改，这种想法应该永远抛弃”。他的《战争与和平》写了7年，修改了99次。无论什么年代，也无论什么作家，优秀文学作品令人敬佩的文采都是用令人敬佩的心血浇灌的。今天，影视风靡对纸质文学构成严峻挑战，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文辞之雅、形式之美是文学依然立足的充分理由。

　　强调修辞，不能重蹈堆砌华丽辞藻的覆辙。我国的历次文学革新，都主张祛除只重辞藻形式的风气，而每次革新都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发展。“初唐四杰”力扫绮靡的齐梁宫体诗风，而后中国诗歌进入辉煌时期。韩愈、柳宗元“文起八代之衰”，一改只重形式而内容贫乏的骈体文，唐宋八大家才得以横空出世。另一方面，在“全民写作”的今天，也不能对修辞降格以求。要追求有艺术难度的写作，拒绝无深度的扁平化创作，反对远离美学尺度的码字游戏和随意涂抹，反对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文学创作要遵循正确的美学法则，精益求精，让读者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美文雅趣。

　　提升人格境界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人品决定文品”。这话听起来稍有绝对化之嫌，但强调人格对文章的影响无疑是正确的。孟子主张“养浩然之气”，李大钊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置于座右，足见高风峻节。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毫不夸张地说，在所有的文学作品背后都清晰地站立着作家本人的形象。我手写我心，作家的人格品德影响着创作动机、艺术构思、语言呈现等创作全过程。作品是作家的“心电图”，作家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都表现在作品之中。中国文学千年流变，但变中也有不变，注重教益、引人向善是始终不渝的旨归，即使是通俗文学、戏曲，也追求“曲终奏雅”“高台教化”。真正创造辉煌文学业绩、赢得读者喜爱的，往往是拥有高尚人格的作家。清代评论家沈德潜曾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王国维在评论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时说，“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人品一旦失格，作品必然失色！人品包括个人的品德修养，还包括国家民族意识。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的立场情感，是高层次的人品。现今，在思想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大环境中，有些人价值混乱、道德滑坡、底线失守，甚至搞不清楚“我是谁、为了谁”。有的人与国家和人民的主流价值刻意“保持距离”，实际上是怀揣某种目的在作秀，看似桀骜的背后是逢迎。有的人违反现代社会基本的职业操守和道德，身在体制又诋毁体制，既绝不愿切断与体制的“脐带”，又常因欲壑难填而对体制恶语中伤。还有人身为共产党员，遇到风波便动摇了立场和站位，对错误思潮妥协附和。这种人格的分裂和内心的阴暗不管如何掩饰，人们都看得清楚。

　　文学是人类艺术地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其本质是超功利的。创作实践反复证明，文学是寂寞清苦的事业，宁静淡泊，伏案苦耕，才能开辟文学境界。没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刚毅，何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超凡脱俗。没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怀，何来《岳阳楼记》的千古绝唱。当前，各种利益、各种诱惑容易让人浮躁、焦虑、短视、失去定力，这也影响了一些作家的心态。比如，我们很希望作家的劳动得到丰厚的报酬，但很不希望拜金主义的炫富扰攘文学发展的方向，让市场价值扭曲了艺术价值。文学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再比如，文学评奖本是激励创作的手段，评奖为了文学，而文学不是为了评奖。可有人患上了“评奖综合症”，随意发表一些不尊重他人、不尊重文学的言论，伤害了他人，也毁坏了自己在读者眼里的形象。如果作家对文学缺乏虔诚，把写作当成追名逐利的手段，必将远离心灵和纯真，甚至为获取暂时的小利丢掉恒久的大义。有人说，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作家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抗诱惑能力减弱，以及由此导致的文学性的丧失。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我们已经见到有些作家缺乏艺术耐心，过分看重眼前利益，以市场为风向标，急急忙忙地写作，慌慌张张地发表，在作品精神深度和艺术品质方面留下诸多遗憾。习近平同志告诫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作家应该时时警醒自己，不断修炼境界、传承风骨，以坚实的人品为支撑，经受住任何考验。

　　记得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讲过：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的文章，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有损于己、无益于人的文章，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我们倡导提升文学境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盼望不断催生精品力作，使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的文学作品多一篇、多一篇、再多一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