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走出边缘化低谷的诗歌境遇逐渐好转。且不说呈几何倍数增长的创作者，在网刊和纸媒上多点开花，每年至少推出相当于《全唐诗》总数的大量文本；诸多朗诵会、诗歌节、诗歌奖和学术研讨，此伏彼起，魏紫姚黄，色调缤纷；以碎片化的准诗、泛诗形态悄然渗入手机短信、微信和广告、卡片文化的诗歌，也不时让日常生活“诗意盎然”，种种征候使诗坛呈现一片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的“复兴”景象。仅仅是诗歌自身内在重构的努力就足以令人兴奋，空前活跃的民刊、网络平台催生的书写与传播方式变革，带来了自由和创造的品质，从运动情结中淡出、冷静下来的诗人们，大多数自觉回归诗歌本体，致力于各种艺术可能性的挖掘和打造，提升着诗歌的品位；尤其是“及物”策略的明智选择，将诗歌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调整到了相对理想的状态，甚至可以说，它是促成新世纪新诗境遇转换的最重要的动力之源。

　　说起“及物”，它的来路还颇为坎坷。1980年代中期之后，出于对意识形态写作、宏大叙事的反感和规避，许多先锋诗人将诗与现实的关系理解为过度贴近现实、时代写作，或许会在短期内引起轰动效应，但时过境迁后很容易沦为明日黄花，而与置身其中的生存语境拉开一定距离，偏于人类永恒情感和精神质素书写的文本，虽无速荣的幸运，却也少速朽的悲哀；所以在创作中迷恋纯诗，常常有意汰除社会层面的“非”诗因素，高蹈于优雅、和谐的幻想和神性世界，充满语言狂欢与圣词的气息，和现实若即若离。这种追求强化了诗意的纯粹及技巧的稔熟，但过于玄奥超然的所指却把一般的读者挡在门外，悬置了诗与现实深度对话的可能。基于“不及物”诗歌的诸多弊端，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则格外关注“此在”，表现日常生活的处境和经验，只是有些诗人时而把“个人化写作”当做回避社会良心的托词，诗魂变轻。新世纪诗歌整体上延续了“及物”路线，但是经历过SARS、海啸、地震、雪灾、奥运、共和国60华诞等一系列大悲大喜事件洗礼过的诗人们，知道诗歌非匕首或投枪，没有直接行动的必要，并不意味着要取消其行动的力量，而应以艺术化的方式进行，诗如果不去关涉人间烟火、芸芸众生，前途无从谈起，并在创作中表现出新的超越性品质。

　　一是诗人们不完全拒斥超验、永恒的情思元素，可是已注意讲究“及物”对象选取的稳妥、恰切，在典型、多维的日常处境和经验的有效敞开中，更接地气地建构诗歌的形象美学，与当代生活的联系更为广泛。随便翻开一首诗，就会发现从生活土壤中直接开出的精神花朵，“四个人席地而睡/像随意扔在地上的几根脚手架……一只麻雀跳下/啄乌云投下的影子/无意间啄到一个人的头颅/他醒了，睁开眼睛开始张望/朦胧得像初生的婴儿”（陈仓《工地小憩》）。普通镜头的摄取已介入社会一角，显示了诗人对人类遭遇的关怀，脚手架与人、麻雀的生动与酣睡的死寂交错，施以诗歌特殊的张力，底层的苦楚、劳累与艰辛不言而喻。不仅是琐碎细微的日常生活，严肃重大的社会问题也走进了抒情空间，面对故乡河南许多农民因卖血染上艾滋病的惨象，翟永明写下《老家》：“老家的皮肤全部渗出/血点 血丝 和血一样的惊恐/吓坏了自己和别人/全世界的人像晕血一样/晕那些针孔”，诗是对事件的直接反应，更是对人性和社会良心的拷问，冷静的审视与客观的叙述里，蛰伏着诗人的愤怒之火和悲悯的大爱，这种“问题诗”已有批评生活的直接行动力。并且因为诗人直觉力的超拔和感受的深入，很多作品穿越了对象的芜杂和表层，由灵性感悟的小聪明进入了事物的本质根部，闪烁着智性之光。如罗凯的《你主宰所有的空气》好似在扫描窗外的物象和记忆、幻觉交错的心象，“四面的玻璃为你隔绝迷局/重新结构你身影的一部分走出四端/你被虚幻的光亮勾勒轮廓/总有疑惑从暗处推演透明”，实则洞悉了人、人性与世界的局部本质，世上很多事物都乃矛盾而辩证的存在，隔乃非隔，界而未界，人被洗澡间“隔绝”却“主宰了所有的空气”，身体最受限制之时也许是灵魂最无遮拦之境。

　　二是没将现实因子直接搬入诗中，进行黏滞泥实的恢复与呈现，而是依靠能动的主体精神和象征思维等艺术手段的支撑，在呈象过程中充满灵性，获得一定的精神提升，甚至有时还能提供出某种新的精神向度。如李琦的《下雪的时候》：“在人间逗留/见过太多的斑斓和芜杂/这单纯之白，这静虚之境/让人百感交集/让人内疚”。凝视着纷纷飘落的自然之雪，诗人是在雕塑、追慕着一种气质和精神，她痴迷的雪在心与外物的契合中已构成一种美的隐喻，那洁净、清白、单纯、静虚之物，在貌似下沉实为上升的灵魂舞蹈中，对人生有着奇妙的清凉暗示和启迪。侯马从庸常事物中发现诗意珠贝的《他手记》，没被凡俗生活的海洋淹没，而在恢复语词和事物的亲和性的同时，让诗性之光将对象烛照得遍体澄澈，提纯了思想，如276则《老警察》：“他的妻子一生喋喋不休/他最终只好选择沉默/那绝望的女人/无计可施/逢人便讲/这老头小脑萎缩/他默默的忍受这污蔑/嘴角浮着孩童般的笑”。字里行间的鸡零狗碎、家长里短世俗平庸，可诗却凭借围绕在老警察身边的日常片段、细节，寄寓了悲悯情怀，测试出婚姻与人生沉重、无奈的本质这样“庄重”的形而上内涵，指向遥深。雷平阳的云南书写里，也不乏现代性经验的体味，现场感很强的《集体主义的虫叫》貌似状写夜宿树上旅馆时听到森林里各种虫叫的过程和感受，实则彰显了诗人对自然的敬畏和从自然生命中获得的启示，“只有叫/才能明确自己的身份”，人亦如此，只有拥有宽阔或微弱的声音，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及其价值。

　　三是始终坚守诗之为诗的原则，决不放弃艺术性的前提。诗人们清楚“及物”说穿了只是解决了题材走向问题，文本要赢得读者的认同还需借助艺术技巧的支撑，以完成日常经验向诗性经验的转换，所以在创作手段上犹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人摈弃直抒胸臆方式，启用带有象征色彩的意象进行物态化抒情，马莉表现对早逝朋友怀念伤痛的《我的朋友出发了》以路障、雪、雨、闪电、天空、血、蓝色的眼睛等驳杂意象暗示，揭示死亡冷酷却无法逃避的真相，“他们有一天/和我们一样也要出发”，情感、形象和思想的三位一体，统一了诗的抽象力和具象性。有人尝试借鉴小说、戏剧、散文的手段，把叙述作为维系诗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手段，如李少君的《哀悼日过后，我看见的第一列婚车》，“阳光终于明亮，而且灿烂/可是我还是看不出你的表情/是忧伤还是欣喜。我只看到/长长的婚车队伍肃穆而庄重/在大街上缓缓穿行/终于有了鲜花、鞭炮声和红绸带/笑声，躲闪于清扫与接待的忙乱之间”。诗中有个人结婚的事件，有国家遭遇灾难的背景，有抒情主体的美好祝愿，场面、细节、情境、过程等叙事文学因子的穿插，将地震对日常生活的改变和影响传达得到位而简隽。有人以“离文化远一点”的态度，用素朴本色的语言“直指人心”，消除诗与读者的隔膜，如胡长荣的《在一树桃花面前》，“在一树桃花面前/我常常被一个词深深地打动：怀念/在一树桃花面前/我至今还认为/一树的桃花中/开得最鲜艳/美得会说话会微笑的那一朵/就是我曾经深爱过的/一个叫桃花的/乡下姑娘”。独语式的语流仿佛从诗人的命泉里直接流出，拙朴自然，如风行水上，似白云出岫，把淳朴、真挚的情爱信息表现得苦涩又满爆，读着它即可直接走进诗人的生命内部。

　　遗憾的是，新世纪的“及物”诗歌在对象选择、精神提升、艺术品质坚守诸方面都存在着一个限度问题。比如“及物”意识的无限泛化，有时就模糊了选择的界限，使锅碗瓢盆、饮食男女、吃喝拉撒等题材没节制地大量涌入，没深入或清新的意味，也少必要的美感，做到“日常”化同时“审美”一维却被削弱了。又如很多“及物”作品完全倚重具体质感的“此在”，淡化甚或拒绝对有着高远境界的“彼在”世界的追逐，别说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精神向度，有时连主体都彻底退场，诗无形中降格为情感偏瘫的世俗现象铺排和形而下的情思漫游，“诗歌何为”的终极问题被搁置了。再如有些诗艺术上态度散漫，结构芜杂，叙事枝蔓啰嗦，“及物”诗歌蜕变为无难度写作和配合时势的简单肤浅的“应时”、“应景”，或空洞，或矫情，很难引起读者共鸣。虽然诗歌境遇的真正转换，需要社会、读者、诗歌的“合力”作用，但主要还得依靠文本自身的良性运行，从这个向度上说，也正是由于“及物”及其限度的存在，新世纪诗歌的境遇获得了明显好转，只是距离真正的繁荣还任重道远。看来，在怎样的前提下和范围内“及物”，应以什么方式“及物”，“及物”过程中该避免哪些问题，还需要诗人们慢慢思量。（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