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迎春

　　诗歌是一个复数概念，这就意味着不同诗人之间的差异性、自主性，这也成就了当代诗歌不同的理念与追求。

　　作为语言艺术追求的诗歌，自然回归“语言”这一本体，但是这个本体绝非一静止的、标准的概念或者范畴，而是融注差异性、独立性的审美趣味、生命意识的一种认知思维、哲学态度。当代诗歌写作有两个必然要建立的语言意识：一种是语言作为一种修辞格。语言诗艺技巧的运用强化文本的艺术效果，诗艺化语言与传统的书面语、日常语并没有绝对区分界限，隐喻、陌生化、通感、变形、超验、超现实等语言修辞强化了主观真实、审美化。另一种是，语言充当认知思维，追求诗歌作为认知的思想力量。语言为人类反思、寻找自我提供了一种可能，语言与思维、表达之间有着密切关联，精神主体与语言之间既有一种对应的、对等的理据关系，也有一种彼此超越、提升的差异关系。“语言是一种很特殊的东西，它从来不会在任何地方同时全部用上，也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见诸实物或实体。然而又使我们觉得它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和我们每一具体的言语行为中。”（詹姆逊语）语言的思想书写，尤其表现出深刻、独立的品质与可能。现实客观世界的现实性、客观性背后则隐含着丰富的差异性、可能性，诗歌自然是对人类自我的潜意识、精神隐秘地带的探寻与勘探，诗歌语言成为诗人的有效认知工具，有助他们认识自我、认识世界。

　　任何书写，自然无法脱离时代，时代让诗歌话语发出现实的诗意回声。语言作为文化的产物，也无法剥离与时代复杂的纠缠联系。诗歌必须对现实发出回声，自身也会烙上时代的印痕。从语言角度来看，诗歌作为文本为时代提供了一种更具艺术效果的深度现实，对文化、时代产生某种建构、影响功能。而作为认知思维的语言，诗意书写提供了一种切近时代、观照自我与世界关系的体悟可能。时代意识与鲜活的生命态度、审美意识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语言的隐秘地带也是思维的隐秘地带，走向认知思维的语言成为人类自身精神投射与时代交汇的思想景观。

　　诗歌是一种语言本体追求的艺术，它融注了诗人的审美态度、哲学态度，它们最终以诗歌作为一种文化立场实践了艺术的民主、友爱。“语言是存在之家”（海德格尔语）。当代诗歌的诗艺书写，成为诗人们审美化、艺术化的文化立场，为精神家园提供鲜活、诗意的文化形式，建构诗人自我与时代。诗人及作品成为当代文化积极表现的内容与形式。诗人自身与创造的个人艺术话语有效地成为时代镜像，折射出敏感而真实的现代心灵。每一个时代中诗人的积极书写影响与推动着不同时代与时期国家话语建构。诗人把诗歌作为人生形式，修复、增补当代文化形式中的诗性思维。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口语化、日常化的“口语写作”走向反讽中心主义，渐成为当代诗写的“逻格斯”，第三代诗中以于坚、韩东、伊沙、杨黎等的口语写作为例，他们将反讽作为主要修辞策略，表现出秩序化、中心化的写作趋势，遮蔽了当代诗歌写作的丰富性、可能性。作为第三代诗的“后朦胧诗”一脉则以审美化、哲理化探索当代诗歌写作的可能，呈现诗人与时代积极的建构关系。美国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海登·怀特所倡导的“后现代叙事”指出了话语转义轮回的“反讽”，代表了修辞与文化的成熟状态，对其转义必然要回到隐喻、象征的神话思维。反讽话语是一种否定性写作，背后则渗透着强烈的“虚无主义”。这种自西方19世纪以来现代性的危机也投射于我们时代的内心深处。“后朦胧诗”中的海子、西川、王家新、张曙光等形成“知识分子写作”倾向，体现出一种积极建构的文化姿态，他们淡化反讽，走向了隐喻、象征的语言本体写作。口语写作，从本质意义来讲则讲究叙事性的再现性的写作。当代诗歌写作似乎还停留在“写什么”的“内容”，“拒绝隐喻”“诗到语言为止”“及物写作”不过是诗人尚未消化、有待厘清的观念。“如何写”的写作意识，重心将走向语言本体与时代融合。

　　“在贫困时代，诗人何为？”（荷尔德林语）诗歌的艺术、情怀，使得诗人们对语言有着天然修养与表现能力，他们追求语言上的张力、结构，他们通过诗艺的合理展现，强化语言修辞的文本力量。时代则作为生命外部的现实回声，也绝非政治现实，而是人类处境中的时代与自我身份。打通主客二元的通感、变形、超验、超现实、陌生化等表现技巧，沟通了语言与时代之间联系，彼此影响、各自生长，你我交融，相互依存。

　　介于语言与时代之间表现之诗，自然是对诗体自身的操守与追求，从现实中找获积极建构的力量与信心。对语言的清醒认知、积极审视，也让语言与时代保持某些距离与自我警惕。“人类的伟大，在于它是一座桥而不是一个目的。”（尼采语）回归语言本体的诗艺追求，为探索汉语诗歌提供了某种可能。这种追求既是诗体自身规律与发展需要，也是审美化、艺术化的生命意识觉醒的表现。

　　德里达，把文学当成一种机制，语言本体与生命意识双重维度的当代诗歌写作，成为时代的有效修复、增补，成为当下文化积极建构的力量与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