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抗战文化城指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陷以后，到1944年11月10日桂柳相继陷落以前，在桂林呈现的抗战文化现象。它是中华民族对日本军事侵略不断深入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深层反映。抗战爆发后，广西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掀起高潮，特别是广州、武汉等地沦陷后，广西成为西南大后方，桂林成为连接西南、华东、华南的交通枢纽，军事战略的地位日益突显。1938年11月中旬到12月上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成立，白崇禧任主任，桂林成为国统区南方军事、政治中心。1940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成立，李济深为主任，林蔚为副主任，辖四个战区8个省。桂林城成为沦陷区人员疏散的主要地区之一，大批文化人和文化团体云集，城区人口由原来的7万人猛增到高峰时期的50万人。在中共南方局的影响和领导下，桂林成为了抗战时期著名的文化之都，成为了全国文化抗战的传播辐射中心之一，成为国统区文化抗战的重要一壁，成为抗战先进文化的一面光辉旗帜，充分体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力量，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广西抗战中的光辉实践，为夺取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统筹南方抗日大局的重要支点

　　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是周恩来、叶剑英等对桂系加强统战工作的一个成果。1938年10月武汉弃守，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与国民党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同车南撤时，达成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桂林八办”）的口头协议。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多次到广西指导“桂林八办”工作。“桂林八办”肩负起党中央和南方局赋予的重要历史使命，是中国共产党统筹中国南方抗日的一个枢纽。办事处是八路军、新四军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机关，担负着筹集物资和联络工作；在党内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派出机关。“桂林八办”有工作人员100多人。负责与中央直接联络，代表党中央联络和领导南方各省、沦陷区、敌占区、上海孤岛及海外南洋一带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活动；从1938年11月至1941年1月，“桂林八办”开辟了多条由桂林至香港等地的秘密交通线，传达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文件和重要情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筹集、采购、转运各种急需的抗战物资。多次派人到越南接送和转运物资，先后护送新四军干部和爱国青年数千人到达延安。较好地开展了桂系地方当局和各民主党及广大文化人的统战工作；直接领导享誉中外的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这对宣传我党的抗日政治主张，贯彻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和方针路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当时交通极不方便、通信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她能有效地把远在西北延安的党中央、八路军总部与中国南方，甚至海外的中共党组织紧密地联系起来，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国“文化抗战”的重要阵地

　　活跃在桂林文化城的中国共产党人，成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灵魂。中国共产党依靠和团结广大爱国文化人士，通过建立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促成了新桂系在某个时期实行比较开明的政策，吸引了大批的进步文化人士云集桂林，促进了文化抗战事业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有国立广西大学、广西艺术师资培训班、省立医学院、无锡国学专修馆、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等大专院校9所，有公立、私立中学10余所，有李四光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丁西林主持的物理研究所等，先后聚集了上万名文化人，集中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名士。许多充满爱国情怀的热血青年，先后在桂林创刊和复刊近200种报纸杂志，在桂林开设的书店、书局、出版社200余家，出版的文艺书籍上千种。新华日报桂林分馆、文化供应社及生活、新知、读书三家出版机构大量发行《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创作了巴金的散文《桂林的受难》《桂林的微雨》《先死者》，徐悲鸿的国画《漓江春雨》《鸡鸣不已》等文化艺术精品。在桂林的文化工作者“把舞台当作炮台，把剧场作为战场”，通过戏剧这一人民大众喜爱的艺术表现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宣传爱国主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组建文化救亡团体99个，文艺演出团体60余家，上演10多个剧种；1944年春举办的西南剧展，时间持续3个月，参演者来自5省的33个团队，演员近900人，演出剧目60多个、175场，观众达10万人次，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壮举。桂林成为西南大后方抗日文化中心之一，构成一个独特的文化抗战奇观，被赞誉为“繁花竞秀，盛极一时”，有“文化城”之称。 桂林文化抗战成就与战时国统区文化中心武汉、重庆相比，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当年报纸所称“留桂的文化工作者，无论质和量，有一个时期占全国的第一位”。曾经参加桂林文化抗战的文化名人胡愈之1978年在回忆：“山明水秀的桂林，本来是文化的沙漠，不到几个月时间竟成为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的唯一抗日文化中心了。”

　　世界反法西斯文化交流交往之都

　　因据居重要的地理位置，桂林成为中国南方对外联系的重要基地。根据地、大后方以及桂林出版的书刊报纸，也由桂林运往香港，再转销上海等沦陷区和其他海外地区。桂林成为国内与海外的文化交流中心，同时桂林抗战文化始终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化融为一体，是中国抗战与世界各地反法西斯斗争的一个重要的联络点。1938年12月29日，国际反法西斯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决定在桂林成立支会，设立筹备处，其任务是“积极推动反侵略运动以争取国际更有力之援助”。抗战期间，桂林还有一些重要的文化机构，如日本在华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朝鲜义勇队、英国和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桂林分处等。许多国家在桂林建立各类办事处和新闻出版机构，各种新闻通讯社、报纸、杂志纷纷在桂林出版发行。如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建立桂林分处并出版《新闻简报》，苏联驻华使馆新闻处出版《新闻类编》，英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建立桂林分处并出版《国际新闻周报》《中英周报》以及英国在桂林出版的《国际知识丛刊》《世说》，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出版的《人民之友》，朝鲜义勇队总队出版的《朝鲜义勇队通讯》等，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桂林的抗日文化活动被逐步介绍到国外，同时又把外国反法西斯斗争情况和战时文化带入中国。桂林出版的文艺期刊如《文艺杂志》《文艺生活》《自由中国》等40余种都开辟翻译专栏。而《翻译杂志》和《文学译报》则专门发表译文。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刊物共发表翻译作品864篇。日本著名进步人士鹿地亘以舞台为阵地，在桂林创作反战三幕剧《三兄弟》。桂林广播电台聘请朝鲜义勇队秘书周世敏用日语直接播出《日本军阀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敬告被迫作战的日本兄弟》等四篇稿件。此外，桂林广播电台还举办特别节目，邀请卡米奇夏威夷吉他队演奏《夏威夷之爱》《火奴鲁鲁之月》等。

　　铸造民族抗战的精神丰碑

　　正是由于一场伟大的正义战争，将桂林铸造成了一座新型的文化城，成为一面高扬的爱国主义旗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华全国漫画家抗敌协会和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也先后迁到桂林。1939年12月19日广西昆仑关大捷时，文协桂林分会组织桂林文艺界、新闻界桂南前线慰问团，香港新闻界、《珠江时报》也派员抵桂随团奔赴前线慰问。桂林文艺工作者响应文协总会“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号召，走出书房、离开画室、教室、剧院，走向农村、工厂、街头、战场。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民族呼声，正好切合这一大批文化人民族解放意识的觉醒，他们面对艰难时世，自然燃烧着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以艺术的眼光来寻找光明，寻找温暖灵魂的火焰，把自己的生存境况与民族的生存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们在文艺的创作过程中，流亡与复兴、时艰与责任、生与死、个体与民族情感等一系列的复杂感受都转化为激扬文字，变成一篇篇讴歌抗战，赞美人民的灿烂诗篇，显示出中华儿女深沉的民族情感底色。他们在新闻、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儿童运动、妇女运动等一系列文化运动中，把个体的生命激情融于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文化长城，“只想以国民身份，多对国家尽一点责任，有助于抗战”“替这个伟大的时代留下光辉的一页”，从思想上、人们的灵魂深处唤起反击侵略的战斗意识，铸造了中华民族抗战的精神丰碑，成为桂林文化城的文化人永远不灭的文化“灯光”。（执笔：刘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