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令中国人民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救亡歌咏运动蓬勃兴起，如号角般吹响，悲壮的歌声如澎湃的巨浪，震荡华夏，响遏行云。

　　上海是救亡歌咏运动的发祥地。在这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音乐组织，积极开展以救亡为主题的音乐活动。聂耳等一批作曲家以电影、戏剧为传播渠道，将一阵又一阵的救亡歌声推进电影、舞台、唱片、广播等媒介，使之迅速传播。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救亡歌咏运动的洪波也随之推向最高潮。全面抗战的形势激发了大多数作曲家的创作热情，艺术家们的乐思如泉喷涌，大批艺术形式更多样、民族风格更鲜明的抗战歌曲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来，传唱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当时，北平、天津、上海等地曾组成了数以百计的“战地服务团”、“救亡演剧队”和“抗战歌咏团”，走向战区和内地，深入到前线、工矿和农村，甚至到更边远的地域传播和组织救亡歌咏运动，从而呈现出“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的斗争形势。“七七”事变后，广西桂林的抗日歌咏运动也蓬勃兴起。一批进步的音乐家先后来到桂林从事音乐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一批批业余歌咏团迅速建立起来，“星期音乐会”、“周年音乐会”不间断地举办。1941年夏，举行了7000人的大合唱。这一切，正如司马文森所说：“抗战开展了新音乐运动，同时新音乐运动也推动了抗战。”

　　国内歌咏运动的热潮，也激发了海外华侨的救国热情。抗战爆发前后，法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地的华侨也以各种方式运作，组建各种救亡歌咏团体，特别是任光在新加坡举办的“民众歌咏训练班”和他辅导的“铜锣合唱团”等影响较大。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抗击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战争，是大而弱的国家战胜小而强的国家的典范。抗战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对于这个历史性胜利，文化艺术领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为发动人民群众投入抗日民主斗争，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舞作用。救亡歌咏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空前的、最为广泛的群众性爱国音乐运动。救亡歌咏运动作为特殊时期的一种抗日形式，有其产生、发展的特殊的时代背景，具有一定的历史社会价值和意义。

　　抗战救亡歌曲以时代需要为中心，形式和内容紧密结合，既体现着时代的精神，又唱响了时代的强音。词曲作家们把为民族生死存亡而斗争作为创作主题，大多数歌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语言凝练且短小精悍，节奏丰富多变，铿锵有力；旋律激昂并具有地方特色，浓郁的民族风格贴近生活，拉近了与人民群众的距离，使歌唱艺术不再只是阳春白雪的孤立艺术，而是真正走入群众的生活，成为表达和宣泄内心情绪的途径，具有感染力和号召力，为群众广泛喜爱。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作为凝聚民族意志、弘扬民族精神的一种载体，奏响了抗战时期文化艺术中的主旋律。那个时期，几乎是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抗战的歌声，音乐成为动员广大群众、鼓舞爱国激情不可或缺的精神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