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爱好者，往往有这样的感受。当我们阅读原著之后，再主动搜罗和浏览围绕它的各种评论，倘若遇到一些富有启发性的妙论，真乃读书的赏心乐事。回顾我们平时经常看到的文学评论，大致有三种类型：

　　第一是针对某部作品本身进行讨论。比如沈从文的《边城》，可以讨论这部作品的人物形象、情节设置、人性美，还可以讨论它的艺术形式，包括语言特色、叙事手法和行文结构等。如果这个作家还有比较丰富的访谈资料，写了不少书信日记，其中多少闪动着创作的心得，那么还可以进一步结合作者的文学理念和创作历程，甚至他的其他作品，比如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就像八面围攻那般，对《边城》实现一个更加立体的理解。

　　第二种是把作品放在文学史的脉络中加以认识。文学史里面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有百舸争流的作家流派，风起云涌的文学活动。当我们把巴金的《家》或鲁迅的《狂人日记》置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脉络，就为它们提供了极为厚重而翔实的历史文化语境，在传承与突破的种种追问之中，更好地评定一部作品的地位和价值。

　　第三是运用各种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工具。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非常繁荣，涌现出形形色色的理论流派。比如用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研究张爱玲和萧红的小说，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来审视郁达夫的作品。

　　正如文学创作需要不断突破自身，文学评论也要寻找各种可能性。在这三种常见的文学评论之外，我找到了钱钟书，并从他开凿的学问深井中瞥见了富有启发的粼粼波光。他涉猎广泛，触类旁通，有《文心雕龙》中“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之妙。当钱钟书为李商隐的《锦瑟》写下札记的时候，他不会局限在一个作家的作品里，也不是限定在中国文学史的框架中。他把作品放在世界文学和整个人文艺术的宝库之中。针对某种重要的文艺现象，《水浒传》中某段惊心动魄的情节，或诗人李贺某个充满原创力的奇思妙想，在这个视野开阔而资源丰盈的时空之中，找到与它相似和相通的内容，把它们聚合在一起，借助精细的分析和总括的力量，对某个重要的文艺现象形成穷形尽相的认识；同时，就其中的具体个案而言，因为有来源如此丰富、又具备内在关联的各类素材的互相参照，在这种四面烛照之中，对某个实例的独特性形成更深刻的洞察。

　　如何借鉴钱钟书的这种思路，我想举一个例子。我们在读《西游记》的时候，唐三藏西天取经的一个重要契机，是唐太宗的灵魂游历了死后的世界，重新返回人间之后，他决定要超度地府中的亡灵，并派遣高僧前往天竺国大雷音寺求取大乘佛法。而类似的游历死后之世界的情节设置，在人类文化的时空隧道中，能够听到一声声来自世界各地、久远而绵长不绝的回响。在《荷马史诗》奥德赛的归家旅途中，他也有过一次短暂的游历冥府的遭际。在我看来，史诗中最感人肺腑的地方，是奥德赛见到了特洛伊战争中牺牲的阿喀琉斯的亡灵，这个在生前死后都被人们视为整个希腊世界最伟大的英雄，却用悲切的哭号和长了翅膀的话语向奥德赛倾诉衷肠。这一番游历死后世界的见闻，深深地触动了奥德赛，也栩栩如生地闪动着古希腊世界对于死亡命题的复杂看法。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在苏美尔人的史诗《吉尔伽美什》中，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在但丁的《神曲》中，都有游历地府的声声回响，当我们把这些丰富的素材聚集在一起，不但能够在穷形尽相之中，对这个重要情节及其背后的深刻意蕴获得更全面、更多元的考察，而且能够在极其丰沛的素材的交相辉映和互相参照中，对《西游记》唐太宗游历冥府这一构思的独特性和原创力，它对死亡的思考和想象，它所折射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蕴，以及隐伏在嬉笑怒骂的文字深处的古代观念世界的浩渺轮廓，获得更深入的洞察和探索。（作者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学生，荣获清华大学首届朱自清文学奖之文学评论奖，本文系作者在颁奖典礼上的发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