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是上古时代都城

　　然而，1978年至1985年的陶寺考古发掘与研究，未能解决陶寺是否为都城遗址这一问题。因此从1999年开始，考古学家对陶寺遗址开始了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研究的目的在于判定陶寺遗址是否是都城，陶寺文化的社会组织是否进入到国家。

　　此次发掘，发现了陶寺遗址中作为都城必须具备的诸多元素：城墙、王陵、宫城、平民居住区、手工业区、仓储区，以及礼仪性建筑。

　　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何驽介绍，陶寺遗址显现出清晰而齐备的城市功能区划：宫城居城中偏北，工官管理的手工业区被设置在城内东南部，从事农业的普通居民区设置在城内西北部，大型仓储区位于宫城外侧东部。另外，城市的东南有一处夯土基址，何驽推测是观象祭祀台及其附属建筑，城外北偏西是祭祀地祇的“泽中之方丘”及其附属建筑。他还提到，在去年的发掘过程中，发现宫城正南门有两条伸出去很长的夯土，推测可能是“阙”的建筑基址。他解释，这种建筑类似于故宫午门两侧的雁翅楼，具有较强礼仪性。

　　此外，早期王级大墓中，象征王权的龙盘、陶鼓、鼍鼓、石磬、彩绘木器、彩绘陶器、玉石钺等奢华的随葬品，与80%空无一物的平民墓葬，形成鲜明对比，显现出当时社会复杂的等级制度、极度的贫富分化甚至阶级对立。

　　陶寺遗址与尧都契合度相当高

　　这些证据让越来越多的专家认可陶寺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先秦时期功能区划最为齐全的、具有典型双城制模式的都城遗址。再结合相关史料和传说的记载，有专家推测，这里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平阳。

　　临汾古称“平阳”，据史书记载，尧帝曾建都于此。而在这里的种种发现又证实陶寺是一座都城。陶寺延续的时间是公元前2450年—公元前1900年，尧的活动年代是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由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白云翔表示，陶寺与尧都在空间与内涵上都有较高的吻合度。

　　在陶寺遗址居住区的一个灰坑内，考古人员发现一件残碎的陶扁壶上有朱红彩笔画的类似文字的符号痕迹。甲骨文专家罗琨将其上的两个文字释读为“易文”，即“明文”，与尧有关；考古专家冯时则认为是“文命”，同夏禹有关；后又释为“文邑”，同夏启有关。何弩认为，陶寺扁壶朱书释为“文尧”二字，“尧”既有“在黄土高原上用夯土板块建筑的大城”之意，也说明营建这座大城的杰出领袖即为“尧”。陶寺城址是黄土高原上已知唯一一座用夯土板块建造的都邑性大城。陶寺朱书“文尧”二字，可作为陶寺城址为尧都的文字证明。

　　为了进一步论证陶寺是尧都的推测，考古人员复原了在陶寺遗址中发现的观象台，它由13根夯土柱组成，呈半圆形，半径10.5米、弧长19.5米，可以观测到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20个节令，是迄今考古发掘与天文考古判定的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比英国的巨石阵还早几百年。据《尚书·尧典》记载尧帝时代的天文学十分发达，而天文历法被认为是政权的某种象征，例如尧帝禅位于舜帝时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论语·尧曰》）。而在举行禅让典礼时，尧帝要把天文仪器亲自授给舜帝：“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尚书·尧典》）。此外，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表示：“观象台与《尧典》中的尧让羲和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制定历法来指导农业相契合。” 因此作为尧都的标志性建筑，陶寺观象台遗迹的发现是证实尧都的重要依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表示，后世历史文献记载、当地民族志资料证据、地名甚至方言等等，都共同指向尧都在晋南临汾一带。此外，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遗址的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