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马的喜爱由来已久，但马更是世界性的动物，具有世界性的标识意义。马是大约5000年前在欧亚草原西部被驯化的，然后相继传播到了西亚（包括埃及）、南亚、欧洲和东亚。人类学家认为，如果没有马将难以形成互动体系，正是以马的驯化和马车的传播为动力，古代世界体系才逐步形成。

　　距今近3万年的山西峙峪遗址曾发现有大量的马骨和驴骨，在距今1万多年前的法国拉斯科洞窟，其壁画上面就有生动的马的形象，但毫无疑问那时马还是人类狩猎的对象，并没有被驯化。

　　在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的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马骨揭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波台位于哈萨克草原北部，是一处特殊的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000-前3500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共三十余万块，其中99%是马骨。多国考古学家的研究表明，这些马主要是用于食用、祭祀（随葬）和骑乘，这些马骨的牙齿、脊椎都显示出被人类使用的痕迹。最新的发现是波台人已经开始挤马奶，表明那时的游牧生活方式正在形成。

　　几大文明古国对于马与马车的记载都很少。当年人类多是逐水而居，河流文明发展的主要是渔猎和农业文明。巴比伦时代的《汉谟拉比法典》中有牛有羊，并没有关于马与马车的记载。古代埃及也一直都没有关于马的记载，直到喜克索斯人的出现。大约在公元前16至公元前17世纪，埃及国内爆发了奴隶革命运动，来自亚洲的游牧部落喜克索斯人利用埃及内部动乱，以新式的军备马兵骑队发动袭击，横扫埃及全境，最终统治埃及达150年之久。随着他们的入侵，马和马拉战车也自然引入到埃及。

　　印度河流域文明发生晚于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但早于商朝。考古专家在印度河流域发现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两个古代遗址，发现了大量石器、青铜器、印章和农作物遗迹，当时他们已驯养大象和水牛在田里干活。但没有发现任何与马相关的遗迹。欧洲文明最初的发源地可以追溯到爱琴海的克里特文明，在这个文明中也没有马的元素。而在克里特文明后期兴起的迈锡尼文明，是由来自北方的印欧语系游牧文化与克里特文明相融合的结果。

　　东亚并没有发现4000年前的家马骨骼和其他证据，确凿无疑的家马和马车见于商代。考古学家对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28匹家马进行了基因测试，数量最多的分布于整个欧亚大陆，有9匹马的基因分布在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河南安阳武宜村北地遗址曾出土马骨架117匹，表明商代晚期东亚养马业已初具规模。在甲骨文中已经有“马方”“多马羌”的记载，指的很可能是以善于养马著称的方国或部落集团。其实众所周知，中原并不适合养马，马耐寒怕热，特别适应干燥凉爽的欧亚大草原，所有的良马似乎都需要从西北引进。尽管不断引进优良马种，“买马以银，养马以金”，但马一入中原便容易生病。中原从未培育出优良的地方品种。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马是从西向东传播的。

　　我们的古文献中说夏代就发明了车，但是至今未发现夏代车的遗存。而中亚的高加索地区出土了公元前15世纪的青铜马车模型。事实上在古代青铜时代体系常见一种有辐两轮轻快的马拉车，主要用于战争、狩猎、礼仪和比赛，也会用来陪葬。这类马车在西亚的安纳托利亚和两河流域、中亚的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草原以及我们中国的商、周文化遗址中均有出土，不仅基本形制相似，而且许多细节相同。多名著名考古学家明确主张东亚的马车应该也来源于西亚或中亚草原，自己并不具备独立发明马车的基本条件。

　　殷墟考古发掘的殷代车马坑是东亚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畜力车实物标本。非常令人震惊的是，这些马车仿佛横空出世，从哪方面讲都算得上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轮径最大、轨距最宽、车厢最大，而且造型美观，结构牢固，车体轻巧，运转迅速，重心平衡。而更早的更为简单的模型却没有再发现，也就是说它与最初发明的时间存在相当长的隔断，如同青铜技术一样，传到中国后便达到了非常高的技术与艺术水准。

　　但马与马车在中国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地位。在洛阳有一座“天子驾六博物馆”，是一座以东周时期大型车马坑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直观展现了古代文献中“天子驾六”的记述：六架完整清晰的马匹骨骼整齐地一字排开，中部车辕后方，是一架遗存完整的马车。天子驾六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礼制，所谓“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这说明商以后，马与马车已经成为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才有后来的秦始皇兵马俑及铜车马的出现。

　　玉龙丝帛一直是中国定居农业文化的标志，金戈铁马则是游牧文化的象征。中国文化正是本土起源的定居农业文化与外来青铜游牧文化反复混合中形成的强大文化。不仅是中国如此，世界亦大抵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马，促进了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互动，创造了世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