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更多 |
李淑琴
(中央音乐学院)
为人民进行文艺创作思想的产生,是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要团结人民,要为我们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奋斗,要用老百姓的语言来进行创作。其实这里面就对艺术创作的问题,具体的一些艺术技法的问题就会有一种影响,这一点对新中国的文艺创作也有直接的影响。我觉得那个时期的音乐是比较宏大的,对未来充满一种希望,有一种凝聚力,有一种很可贵的精神。我们应该回头好好学习新中国文艺,甚至延安时候创作的作品,从里面获得一些新的启发,和现代民族的启示相结合,会走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道路。
李镇
(中国电影资料馆)
“盘点新中国文艺”这个题目特别有现实意义,因为新中国文艺的影响力一直到今天,包括我们电影中的题材意识,比如说一些批评的方法到现在还在沿用。
我们可以看到在1949年,中国电影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了,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电影中心,电影艺术水平到了非常高的程度。我特别看了一下1949年10月1号之前电影人在干什么?他们在等待着这个伟大时刻的到来。
高音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如果要谈新中国戏剧的话有两个人是绕不开的,这两个人的贡献极其大:一个是焦菊隐,一个是老舍。这两个人在民国时期不会有这样的贡献、不会有这样的创造,他们是在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以后,整个创作心志激情勃发到一定程度,于是厚积薄发出《茶馆》这样一个作品。
前段时间人艺有一个菊隐剧场落成。焦菊隐和老舍先生第一次合作诞生了《龙须沟》,现在去看《龙须沟》仍然很感动,第一次在新中国舞台上为一个穷人的孩子鸣冤。他和老舍先生合作排《龙须沟》,其实是一个里程碑,是舞台上非常值得记录的崭新一页。
还有郭沫若先生创作的《虎符》,之前很多人导演过,但都没有成功,只有焦菊隐在人艺这样一个国家体制的舞台上成功演出。为什么?因为在体制内有一个精诚的合作。郭沫若写的是战国时期的东西,而焦菊隐在创作当中要赋予《虎符》时代精神,赋予新中国历史背景,所以讲的是个人奉献精神,讲的是一个集体,讲的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虎符》算新中国的立场,这是我的一种看法。
我从小在剧院里长大,我看到剧院那些叔叔阿姨在剧团里,用自己的一生在排练话剧。但到了90年代的时候,他们过去排演的那段历史被外面的专家学者否定了,认为那不是艺术了,他们特别茫然。作为他们的下一辈,我在思考,到底他们做这些事情值不值?他们这里面到底有多少艺术成分?在写作过程当中我慢慢发现,其实中国话剧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社会主义生活的一个艺术现场,这点我感受特别深切。我们很多的演出,实际是在一段一段实践当中进行的,因为当时录像条件不好,所以有很多非常壮丽的诗篇式的演出没有被记录下来。我想通过我自己的一支笔,通过我的研究,能够尽可能还原那段历史,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戏剧是从那一段历史走过来的。
2015年去上海参加一个新媒体的学习,请了很多国外一流的前沿的戏剧专家,一个学生问柏林大学的老教授“认为什么是戏剧”?我们以为他会用特别深奥、欧式语言描述什么是戏剧,结果他想了想说“这恐怕还要看历史,因为戏由历史构成”。
真理的光辉永在 | 2012-05-17 |
文化“为人民”的历史跨越 | 2012-05-17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地位及启示 | 2012-05-17 |
“后延安文艺”与“红歌文化”时代 | 2012-05-17 |
求新提升自信 | 2012-05-17 |
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当代文艺工作的指导意义 | 2012-05-17 |
共商文艺繁荣发展大计 | 2012-05-17 |
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言摘编 | 2012-05-17 |
潜心追远 从善求美 | 2012-05-17 |
在烽火洗礼中升华 | 2012-0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