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梁任公

　　1920年3月21日晚，梁启超好友林长民在家招待梁启超和胡适，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胡适日记仅寥寥数字：“宗孟（即林长民，作者注）宅饭”，“初见梁任公（即梁启超，作者注），谈。”虽然，这是他们第一次面对面的交谈，然而，他们却早已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两年前，胡适撰《墨家哲学》时所表露的创作思路，便得到梁启超的嘉许。胡适知道梁启超对中国哲学颇有造诣，早有拜访求教之意。1918年11月20日，胡适在来天津南开大学讲学前，给梁启超去信说：“适近作《墨辩新诂》，尚未脱稿，极思一见先生所集材料；唯彼时适先生有吐血之恙，故未敢通书左右。近闻贵恙已愈，又时于《国民公报》中奉读大著，知先生近来又复理文字旧业。适后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将来天津南开学校演说，拟留津一日，甚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家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谢，适亦知先生近为欧战和议问题操心，或未必有余暇接见生客，故乞振飞先生为之介绍，拟于廿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时趋访先生，作二十分钟之谈话，不知先生能许之否？适到津后，当再以电话达尊宅，取进止。”

　　此时，梁启超正全身心地投入游访欧洲，为在巴黎和会呼吁中国的独立和主权的准备工作之中，不久，便动身离津出国，他们当然没有时间相会。然而，对于《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史概论》中，还是予以肯定的赞许：胡适“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梁启超结束欧洲游访回国后，很快便与胡适相见，可见其心目中，胡适占有着多么重要的位置。自此，他们有了直接学术交流的机会。他读完胡适的《墨辩新诂》手稿，便去信鼓励，希望能早日整理出版。同时，还将自己的《墨经校释》一书，交与胡适校阅，并请其作序。读过胡适的序文后，梁启超既对其治学方法予以辩正，又认真诚恳地采纳他的一些意见，这点令胡适尤为敬佩，称赞道：“这是先生很诚恳的学者态度。”

　　在此之前，他还读过梁启超的《清代学术史概论》稿，写出心得和意见交与梁启超。梁启超在正式发表时，其中修改和补充的内容，都是胡适的心得和意见。胡适认为这本书尽管“亦有短处”，但是，在总体上还是一本“聪明的著述”。

　　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

　　他们之间的来往逐渐多了起来，可是，1922年3月5日，梁启超在北大哲学社的一次讲演，却使胡适始终不能释怀。这天，北大三院大礼堂内座无虚席，济济一堂。梁启超要来北大讲演，主题是：《评胡适的〈哲学大纲〉》，如此指名道姓、大庭广众的评点是非，且是在胡适任教的北大进行，看来也只有心直口快、全无世故的梁启超做得出来。胡适当然心中不快，说：“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本可以不去睬他。”

　　梁启超的讲演分两天，每天2小时左右。胡适本不愿参加，却经不住好友张竞生的劝说，于第二天前去旁听。这是场饶有兴味的讲演会，梁启超的批评言简意赅、顺理成章，那带有浓郁粤腔的京语抑扬顿挫、余音绕梁，令听者无不聚精会神、沁入心脾，觉得梁启超说得很有道理。

　　第二天，胡适当场答辩，短短的45分钟内，他恰如其分地评说梁启超的批评，指出：“中国哲学史正在草创时期，观点不嫌多”。所以，梁的观点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又对梁启超的一些观点，予以不矜不伐、不蔓不枝的批评。于是，听者又完完全全地为胡适的言说所打动。这场演说会，当时在北大传为美谈，听者无不“如醉如狂”。胡适后来在日记上记有此事时，也说：“在大众的心里，竟是一出合串好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