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来迟了八小时”

　　1926年以来，梁启超的身体每况愈下。这期间，他很想与胡适晤谈，而胡适也更加喜爱他那“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的个性。可是，为商谈庚子赔款的事情，胡适作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委员，一直在欧洲、美国和日本游历。他是个大忙人，回国后又为重整新月社和中国公学的事而奔波。当他诸事料理完毕，要去看望梁启超时，方知梁启超已是卧床不起、气息奄奄了。

　　1929年1月19日晚9时许，胡适刚刚回到北京，便向好友任叔永询问梁启超的病情，任叔永沉痛地说：“你也许见得着他。”其实，梁启超已于当日下午2时15分去世。第二天，他们看报才知梁启超已成故人了，于是，胡适和任叔永、陈寅恪、周寄梅等立即往广慧寺为梁启超送行。胡适在向梁启超的遗体告别时，心情尤为悲怆，他深为未能与梁启超的最后晤谈而负疚，回首往事，不觉潸然泪下，竟自言自语道：“我赶来迟了八小时！”在梁启超的安葬仪式上，胡适所作的挽联为：“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多少天来，胡适一直思考一个问题，梁启超为什么“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呢？他认为，这是因为梁启超“才高而不得有系统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他评价说，纵观梁启超的一生，“《新民说》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贡献。”可是到了晚年，梁启超竟走上卫道的歧途，甚至鼓吹“大乘佛教为人类最高的宗教；产生大乘佛教的文化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谬论。他为其误入人生的退境而扼腕叹息，胡适说，梁启超如无此退境，其一生便更为完美，那么，他所撰写的挽联则应为：“中国新民，生平宏愿，神州革命，文字奇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