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岁的杨绛先生走了，各类媒体以及坊间的纪念、缅怀、热议不止。中国虽然向有尊崇人瑞的传统，况且杨先生还是这样的文化大家，但像这样不分阶层、年岁、性别的不约而同还是相当罕见。

　　印象中，钱学森先生的离世所引发的波澜或与此有得一比。然而钱先生与杨先生毕竟很不一样。钱先生是国家“两弹一星”的首席大功臣，又有传奇的回国（爱国）经历，其在国家的主流叙事中占有显要位置。而杨先生则是人文知识分子，虽然也算著（译）作等身，却从未有过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钱钟书夫人”的身份或是她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杨绛先生的离世，使得钱先生也再次成为公众话题，“钱杨”并“热”的局面堪为一时之景。

　　对杨先生的关注，普通民众与圈中人的聚焦可能有更多交集；对钱先生的评价，更多的或是各取一路。作为作家，杨先生的《干校六记》《洗澡》《我们仨》等作品拥有广泛读者。作为一个普通人，其历经百年、从未停息过思考和劳作的身心为世人所敬重。她的“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的人生态度，让人联系到当下的喧嚣和浮躁，在社会上引发的共鸣大大出乎意料。更不用说她于2001年，将其夫妇俩全部的著作稿酬捐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专门扶持好学而贫困的学生，自己的生活却简之又简。还有，这“最贤的妻，最才的女”（钱钟书语）与丈夫、女儿间的深爱浓情，也让寻常百姓艳羡不已。

　　与杨先生的“人间气象”不同，钱先生一直就被有所神化，包括他过目不忘照相般的记忆，精通上十国语言、学贯中西、无典不熟的渊博，绝大多数人都难读懂的《管锥编》《谈艺录》，以及偶一出手便举国风行的《围城》等等，这一切或成就了其“文化昆仑”的盛誉。但钱先生在学界中却远未形成一边倒的赞誉。美学家蒋孔阳曾说过：鲁迅是将人生当学问，钱钟书则将学问当人生。这也许是事实，但褒贬的意味也是明了的。更有著名学者指称钱先生的学问是“一地散钱——都有价值，但面值都不大”，或说钱先生做学问是“买椟还珠，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永照千古”等等。而同样出自重量级人物的相反评价也不乏于世。一家之言，圈外人也无法做出裁决。而除了学问，钱先生视名利如浮云的品格，其“天真、淘气和痴气”以及“刻薄”的个性也在社会上被广泛传播。

　　我们都清楚，钱杨二位对宣传他们个人是极度不配合的，他们也大抵难以归类于某方面的“典型”。但人心好恶是显在的。通过更多传播手段和途径，人们获知了钱杨二位先生的故事，自然而然景仰于他们做出的文化伟业，付出的全部心血，超然于身外之物，跃然于真性情。作为个人修为，人们下意识视他们为榜样，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说他们身上的某些品性为当下社会所稀缺，窃以为也差不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