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人生不过百年，所能亲历亲见亲闻之事总是有限，但是，如果能够化古人之经验教训为自己之智慧，在一定意义上，即延伸了个人生命的长度，扩展了个人生存的空间。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原因盖在于此

　　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几乎每个人都曾面对过这样的问题：“历史有什么用？”要清楚地解答这个问题，起到释疑解惑的作用，确非三言两语所能奏效。

　　“历史”有三重含义：史身史相史识

　　我们平常所说的“历史”，其实有三重含义：一是史身，过去存在的人、事、物；二是史相，关于那些人、事、物的信息，包括文献、文物等一切含有过去信息的载体；三是史识或史评，对于那些人、事、物的理解、解读、评价。这三重含义的历史是相互关联的，也时常是交替使用的。当我们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时，说的是第一重历史。当我们说“口说无凭，以史为证”时，说的是第二重历史。当我们说“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时，说的是第三重历史。讨论历史有用还是无用，主要是就第二重与第三重历史而言的。

　　任何个人、群体、国家、民族都是历史的存在，不了解昨天与前天，就不能准确地了解与把握今天，也就不可能科学地规划明天。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了解历史与研究历史的重要价值，非常正确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并且身体力行地考察历史，阅读历史，以史资政。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传统的国家。诚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在中国传统社会，史学事实上起着准宗教的功能。不光统治者重视历史，读书人重视历史，普通民众也有浓烈的历史意识。《三字经》　《千字文》　《幼学琼林》　等童蒙读物，随处都是历史典故。

　　从中国自己的历史中汲取营养更有效

　　从治国理政的角度来看，以史为鉴之所以可能与有效，这是因为，每一个朝代的存在，都是历史的存在，都是由历史的联系、发展与积淀而来，都离不开此前业已存在的物质环境、科技水平、典章制度、精神氛围与各种联系，这也是秦制汉承、隋制唐袭、明制清袭的内在根源。

　　任何历史研究都不是纯粹的发思古之幽情，其立足点是现在，研究对象是过去，而面向是未来。李大钊说过：“历史不是只记过去事实的纪录，亦不是只记过去的政治事实的纪录。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以史为鉴，当然包括汲取世界上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历史营养，但是，更自然、直接、有效的是从中国自己的历史中汲取营养。这是因为，中华文明是独立于西方等文明之外自行发展起来的独特文明，有独特的自然环境，独特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文化有些元素已经植根于中国人心灵之中，体现于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有些文化传统看似中断，但未死亡，有如电脑中的备用程序，一旦激活，就运行自如。这些年，中央向各地派出巡视组，就与古代监察御史、刺史的职能一脉相承。省级干部过几年即易地任职的做法，也能在明清时代地方大员官不久任的传统中找到源头。中央高层领导往往需要具备负责地方工作的经历，就是中国“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一传统的发扬。

　　前人的经验与教训可化为后人的智慧

　　从增强个人文化素养来看，古人今人，心同理同，不同时代的人，可能相隔一两百年甚至一两千年，可能物质环境、科技水平、典章制度、精神氛围与各种联系已有极大变化，但同样作为人，其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需求，其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其思维方式，还是有相同、相似、相通之处。以今人心想古人事，以古人事况今人情，古今一定有情理可通。古代史书上活跃的往往是帝王将相等大人物，与我们平民百姓的生活似乎距离太远。但是，大人物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方面都与众不同。林则徐一边领导禁烟，与侵略者作斗争；一边找传教士看病，自己出面不方便，就让替身前去。晚清重臣荣禄腰部生瘤，患处腐溃方圆七八寸，日见沉重，中医束手无策。他最后找了英国传教医师医治，很快治好，从此对西医刮目相看。病急乱投医，大人物与平常人没有什么两样。林则徐、曾国藩、慈禧太后等遇到疑难事，也会去抽签、占　卜、算命，与平头百姓没有多少两样。以平常心度非常人，非常人一定有其平常处。以平常心想非常事，非常事背后一定有平常理。

　　正因如此，前人的经验与教训就可能化为后人的智慧，对后人有启迪与劝诫意义。人生不过百年，所能亲历亲见亲闻之事总是有限，但是，如果能够化古人之经验教训为自己之智慧，在一定意义上，即延伸了个人生命的长度，扩展了个人生存的空间。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原因盖在于此。（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