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7年，在中国轰轰烈烈开展的10年苏维埃运动，尽管艰难坎坷，但取得了重大成果：成功探索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新篇章。这场运动比较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党领导的苏区三四十种报纸的积极宣传和舆情引领。而《红色中华》是这些报纸中最为重要的报纸，发行量最高达到4万份，真正“成为了全苏区人民一个喉舌”。同时，因为这场运动随着红军长征扩展至10余个省，所以，该报堪称“运动中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喉舌”。在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和中国苏维埃运动开启90周年之际，进一步深入研究《红色中华》报，总结其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迪。

　　瑞金版《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934年10月），存在了近3年时间。它最初是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的性质问世的，铅印4开1张。第1～49期为周刊，自第50期起，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办的中央机关报，3日刊，第148期以后再改为双日刊。1934年10月3日出版第240期后，因红军长征被迫停刊。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全国领导了南昌起义等100多次武装斗争，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城市向乡村转移，苏维埃运动由此揭开序幕。1931年11月7日，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14周年之际，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标志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会议闭幕仅20余天，即12月11日，由王观澜任主编的《红色中华》报就和读者见面了。其创刊的宗旨非常明确：“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通过对苏维埃根据地政权建设、发展大规模的红军和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等动员宣传，以及民主监督工作，最终“使本报成为苏维埃运动的指针”。

　　瑞金版《红色中华》报，刊发党和各级政府的公文是其首要的任务。据统计，这期间共刊发了至少473则党和各级政府的公文，平均每期刊发2则，成为发布领导文件和政策指导的重要渠道。例如，创刊号在显著位置刊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号公告，公布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名单，以及临时中央政府的外交、军事、劳动、财政、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院等部门人民委员会的名单。

　　《红色中华》专门设置《苏维埃建设》《苏维埃法庭》等栏目，刊发大量关于苏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卫等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新闻、社论、典型的人物和事件报道等。

　　关于政治建设，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反腐倡廉的宣传报道。1932年3月2日，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项英的《反对浪费严惩贪污》一文，强调指出：“贪污是苏维埃政权下，绝不准许有的事，如若发生，即是苏维埃政府的羞耻。”1933年12月15日，又发表了毛泽东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明确规定“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这为苏区严厉打击贪污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1934年2月，第151期《红色中华》对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贪污公款246.7元，以及其他问题被“处以枪决”一案的公审情况，并对有关人员分别处以监禁、罚苦役等情况进行了重点报道。同年3月27日，发表了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统计了反贪污斗争的成果：共查出贪污钱款2053元，送交法庭制裁的29人，3人被开除公职。这些充分彰显了苏维埃政府令行禁止，严惩贪污腐败和建设廉洁政治的目标追求。

　　关于经济建设，《红色中华》重点刊发了许多大张旗鼓开展农业生产情形的文件、文章和通讯稿。例如，在宏观层面，1933年7月，中央政府通告指出：“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的政策，去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同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17个县的经济建设大会上作了《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认为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也是为了改善群众的生活，尖锐批评了因为战争忙，“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要等战争完结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等错误观点。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就是这个报告的一部分。在微观层面，积极报道了各地查田、春耕、秋收等农业生产活动，设置《红板》栏目表彰先进，《突击队》栏目批评落后。文风朴实，文字简练，深受群众喜爱。1933年3月，刊发了《春耕运动的实际材料》，表扬了红军政治部全体教员支援春耕和武阳区春耕取得的成绩。当然，由于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突击队》专栏后来更名《铁棍》《铁锤》和《无产阶级的铁锤》，有的批评性报道与事实不符，火药味过浓，妨碍了团结。

　　关于军事斗争，《红色中华》则通过重点报道红军战争和战役的胜利、人民群众无私支援革命武装斗争，以及国民党军队的不断失败，来振奋士气，鼓舞民心，最终传递苏维埃红色政权是完全可以存在和发展的胜利信念。为了真实生动，亲切感人，有许多报道是前线将士通讯员撰写的，群众语言味道浓烈。例如，1933年7月，《赤色战士通讯》栏目发表了《占领湖子里的经过》短文，幽默风趣，可读性极强。同时，还发表了《溪口乡二个李同志》的短讯，称：“福建长汀县四都区溪口乡中有两个顶呱呱的女同志李生连、李连清”，在党团支部大会和各群众团体联席会上，鼓动大家“报名去参加红军，把自己所做的草鞋、干粮袋，送给报名的新战士，并愿意帮助他家中的一切困难，看呵，这两个妇女同志真是好极了！”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瑞金版《红色中华》停刊。赣南版《红色中华》在中共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瞿秋白的主编下，至少出版了24期。而跟随党和红军历经千辛万苦的长征后，《红色中华》于1935年11月在陕北瓦窑堡复刊。毛泽东十分重视它的复刊，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刊发了题为《毛泽东同志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国辩》的文章，指出蒋介石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关于外交方针的演说，是“全力为日本帝国主义辩护”。

　　陕北版《红色中华》（1935年11月—1937年1月），仍沿用原来的期码，继承和发扬了瑞金版《红色中华》办报的党性原则和群众办报的风格，努力宣传党和政府关于苏维埃运动政策的新变化，不仅在地理位置方面实现了由南向北运动的转变，而且在宣传内容方面实现了由“工农共和国”向“人民共和国”、由“反蒋抗日”向“联蒋抗日”等运动的转变，努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月27日，为了积极宣传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明确指出：党的“宣传工作最中心最紧急的任务，就在于用一切力量去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凶暴侵略行动”，动员“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联合起来，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最后“争取中国的独立与解放”；同时“要在群众中解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及苏维埃各种政策的改变”。《红色中华》根据中央的宣传要求，运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了有效的宣传。不管是反蒋还是抗日，党都必须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1936年1月至7月，《红色中华》配合各级政府发动的“扩红”运动及发展地方武装运动，刊发了100多篇文章，起到了很好的组织和动员作用。同年9月，随着中共中央提出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的新变化，《红色中华》刊发的文章也一律停止了对蒋介石“卖国贼”等斥骂。

　　值得一提的是，《红色中华》广泛采用各种形式来加强宣传效果，运用歌曲的形式，就是其中之一。《红色中华》第294期发表了一首《欢迎二、四方面军歌》，其中有“二、四方面军好英勇，北上抗日下决心。胜利向前进”“红军团结万万岁……抗日胜利万万岁！”等铿锵有力的歌词，并在歌曲旁加按语：要求每一个苏区民众，每一个红军战士都要把它唱熟，为团结抗日而奋斗！两个月后，《红色中华》第306期又发表了一首《民主共和国进行曲》，核心意思是“三个一”：“全国的人，一条心，我们要争取，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平等！全国的嘴，喊着一个声音，我们要打倒，打倒卖国汉奸和强盗日本！全国的眼睛向着一个目标前进。我们要实现，实现中国民主共和，创造人民的新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这些歌曲发出救亡图存的时代最强音，收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使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获得广泛的认可。

　　上述事实表明，陕北版《红色中华》比瑞金版《红色中华》在践行党报“姓党”，特别是对办报必须走群众路线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1936年9月，《红色中华》第300期纪念特刊刊发了《要使〈红色中华〉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等一组4篇文章。文章自信地说：希望在《红色中华》“举行400期纪念时，她将能随着我们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展与胜利，而成为印刷精良的风行全国的群众化报纸”，真正“成为了全苏区人民一个喉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文章提议在苏区内建立一个由省、县、区通讯员组成的通讯网，在军队各级政治部中设立通讯员，在地方建立由3至5人组成的读者会，由读者会向群众解释报纸的宣传内容。总之，《红色中华》有效地传播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延安时期党的新闻事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苏维埃运动的星星之火最终在中华大地燎原，成功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徐尚思 徐方平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传媒引领社会舆情研究”〔15AKS00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