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繁荣与大力倡导廉洁政治息息相关，修纂《唐律疏议》，对官吏贪污贿赂作了严密规定，从而与官吏铨选、考课、监察制度一起，构成了行之有效的廉政机制。一批廉洁奉公的士大夫文人应时而生，比如盛唐的卢怀慎、狄仁杰、姚崇、宋璟等，中唐中兴时期的杜黄裳、钱徽、白居易、韦夏卿等。他们以社稷为重，崇德尚俭，勤政为民，并对廉洁从政多有思考，丰富和深化了唐代的廉政思想。其中一些富有创新的观点和做法，比如姚崇的“廉慎”、柳宗元的“吏为民役”，以及白居易用诗歌“公布”为官收入等，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姚崇的“廉慎”

　　姚崇历任三朝宰相，功勋卓著，司马光赞誉他为唐代四大贤相之一。他著有《执秤诫》《弹琴诫》《执镜诫》《辞金诫》《冰壶诫》，统称为《五诫》，这是他的为官宣言，也是他吏治及廉政思想的集中体现。在《五诫》中，姚崇提出了为官者需“廉慎”的重要思想，其含义约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要“慎乎在位”。因为“禄厚官尊”“为政以公”，所以为官者“固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持节、勤廉、反贪是做官的基本要求。二是要“以廉慎为师”。他认为起贪心会产生灾祸，“贪则灾之所起”，所以“苟自谨身，必无谤耻”，“欲无悔吝，不若守慎”，这是为官“自省”的要求。三是要“如镜之明”。他指出，“当官明白者”要有“冰壶之德”，要达到“如镜之明，如镜之洁”。要之，姚崇的“廉慎”思想不仅是一种律例规范，还是一种内在自省和心性追求。姚崇在仕宦生涯中严格奉行“廉慎”的要求，他举荐张柬之、宋璟等良相贤臣，猛烈抨击“当官以害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的贪官。他“志守公平”，杜绝以权谋私，皇帝关怀其子时他坦言两子“为人多欲而不谨”，不以重权为儿子谋一官半职。他生活非常简朴，以宰相之尊却无自己的房子，租居陋室于郊远之区。当时社会厚葬成风，而他立下遗嘱，要求从简办理后事，禁止铺张浪费，并告诫子孙也要秉承从简遗风。

　　姚崇的“廉慎”思想及其仕宦实践，丰富了我国古代优秀廉政文化的内涵，对当前反腐倡廉工作也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一是他把“廉慎”作为当官者实现廉洁从政的有效途径。姚崇的“廉慎”思想，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把为官者廉洁从政与古人对圣贤君子的终极追求联系在一起，容易引发士大夫文人的共鸣。“慎乎在位”的起因是持节、勤廉为官之基本，所以“不能贪”。“以廉慎为师”的前提是因为起贪心易致灾祸，明白了这一层道理之后，所以“不敢贪”。“如镜之明”的言下之意是，追求至善的人格是士大夫文人的理想，这样的人，根本不会有贪污的念头，所以“不想贪”。二是他作为前贤有垂范效应。姚崇践行“廉慎”思想的作风备受推崇，唐玄宗评价他“有忠臣之操，得贤相之风”。姚崇逝世后，其政敌张说也由衷地赞叹他“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翮，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姚崇给后人留下了很好的榜样，后世的同道中人容易生发“德不孤，必有邻”的感慨，他的清白为官之论值得今人借鉴。

　　 柳宗元的“吏为民役”

　　柳宗元是著名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政治家、思想家。他发扬了“仁政爱民”的儒家思想，提出了“吏为民役”的重要观点。柳宗元“吏为民役”及其相关廉政思想散见于诗文作品中，比如《送宁国范明府诗序》《送薛存义之任序》《送崔子符罢举诗序》《封建论》《六逆论》等。其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百姓为官吏之衣食父母。柳宗元指出，官吏的俸禄来自百姓，“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佣乎吏”，既然是百姓养着官员，那么自然“夫为吏者，人役也”。既为民役，则当为民谋福，“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要关心百姓饥寒，让百姓免于穷苦、免于孤危。二是官员受百姓监督。既然“吏为民役”，则不可懈怠于事，他猛烈抨击“怠事”及监守自盗的官员，“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他认为百姓有权罢黜这种官员，朝廷也应该根据百姓的监督，“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不称职的官员要马上革职，“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三是选用尚德为民之官。柳宗元非常推崇“心乎生民”的伊尹，“圣有伊尹，思德于民”，他认为国家要实现有效的治理，就要任用伊尹这样的圣贤之人为官，“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要拔擢有操守、引人向善的才俊，“以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

　　柳宗元“吏为民役”的思想是非常超前的，于今天也有现实意义，其启示有二：一是民本思想。柳宗元有非常强烈的民生情怀，强调为官者要心中有百姓，要为社会、为百姓谋利益，要关心百姓冷暖，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柳宗元努力践行其为民理想，廉洁从政、清正为民，在被贬之地也多有政声。病逝于柳州任所之时，身后竟无余财，赖友人之力方得归葬于先人墓侧。二是官民关系。柳宗元创造性地提出官员是百姓的仆役，受百姓委托而施政于民，“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他认为，官员要正确认识与百姓的关系，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能高高在上，而要俯首为民；不能与民争利，不能监守自盗，更不能盘剥、鱼肉百姓。柳宗元的“官民关系”论于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白居易诗歌中的“俸钱”

　　白居易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在他2000多首诗作中，有一部分题材很独特，专门写他历任各种职位所得的“俸钱”。白居易刚入仕途时担任秘书省校书郎，“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任拾遗后，俸钱翻了近一倍，“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任京兆户曹参军时充翰林学士，其收入情况为“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贬为江州司马时，因为江州为上州，他“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自云“散员足庇身，薄俸可资家”。从任杭州、苏州刺史开始，他的收入大增，“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罢杭州刺史时，他说“三年请禄俸，颇有余衣食”。调回京城为宾客分司之后，他“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升为太子少傅时他的俸钱达到高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退休后领取半俸，“全家遁此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

　　白居易用诗歌“公布”其为官的个人收入，非常有创见。一是体现了他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他公布任职所得，让社会了解为官者的俸禄状况，通过监督加强自律，有利于遏制官僚腐败。他为官清廉，视钱财、虚荣为粪土，“苟免饥寒外，余物尽浮云”。他珍视为官清白的名节，卸任杭州刺史后，一度懊悔从天竺山取两片石头的行为，并写下了自责诗，“三年为刺史，饮水复食叶。惟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二是警示自己不可愧对“俸钱”。白居易在公布任职收入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为官须尽忠尽责的强烈意识。他任县尉时写了《观刈麦》，“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任拾遗之时，也说“岁愧俸钱三十万”。为河南尹时，又说“厚俸将何用”。在这些诗作中，他总是警诫自己，作为官员，不能辜负所取俸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