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儒”型知识阶层出现于我国的中古时期，从根本上代表着我国政治型文人的基本文化人格特征，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政治运转和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一个合成词，“文儒”的基本含义是指“儒学博通而文词秀逸”的文士。从词义本身而言，“文儒”应为“儒”和“文”两大概念的综合。“儒”所指代的“儒学”，是发源于齐鲁大地并在后世影响深远的重要思想流派，这是“文儒”产生的文化渊源和基础。笔者曾对“文儒”形成做过初步探讨，认为“文”与“儒”的结合，是以儒学所推崇的礼乐文化的宏阔背景为文化渊源，并兼容政治性、思想性和文学性，同时又与儒学在历史发展中显示出的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思想胸襟密切相关。这是我国古代特有的政治功利、文学审美和思想学术三者融通的文化基础，更是我国关于“文”之理念有别于西方纯文学观念的文化根源。因此，“文”之审美品格在儒学的思想框架内可以很好地得到安顿，与政治功利、思想学术等并行不悖，可统归于孔子所向往的宗周礼乐文明的理想图景中。

　　“文儒”型知识阶层中的代表人物多集政治高位、文坛宗伯和学林领袖等多重身份于一身，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阶层，其发展历史大致经历了从思想观念的初步成熟到现实文人阶层的大量涌现，再到文士个性的分化流变等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各具风采的典型士人，其所产生的历史作用深刻体现出“文儒”发展的嬗变轨迹，并展示了不同的时代文化风采。

　　南北朝后期是“文儒”思想观念初步成熟的关键时期，这与当时南北方的统治者重视文化建设密不可分，其文化上的争锋实际隐含了争夺文化主导权的意味。具有典型象征意义的事件是当时南北方的政权纷纷成立各种文化机构，延揽儒生和文人，其中以北齐的文林馆和北周的麟趾殿最为著名。一方面，北齐与北周是由北方胡族建立的政权，从国家的角度成立文馆，本身就已充分显露出汉化趋势在此时胡族政治高层的深入；另一方面，文林馆和麟趾殿集中了当时南方和北方一大批著名的文士学人，如文林馆的领衔文士包括颜之推和李德林，还有在北方享有盛名的儒生张雕，及自南方逃亡过来的文人萧慨、萧放和诸葛颖等。麟趾殿的文士构成也大致如此，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地域文化的交融在南北朝后期已达到十分深刻的程度。

　　虽然此时的“文儒”还未形成一个影响广泛的知识阶层，但在思想观念意义上已渐趋成熟。他们依托于文馆制度，积极响应君主文化建设的号召，通过编纂大型书籍、创作礼乐文章和写作个人文集等各种形式，不仅深刻参与到当时国家的政治文化制度建设中，而且在继承前代文学传统基础上，形成了较为鲜明的文人个性。此时“文儒”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反映出南北文化交融与少数民族汉化趋势已极为深入，成为南北朝后期向唐代文化转型的文化表征之一。

　　盛唐时期是“文儒”型知识阶层从思想观念走向现实化的时期，大量“文儒”型士人不断涌现，以张说、苏珽为代表的“燕许大手笔”式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人物，作为时代文化心态的典型表现，深刻影响着当时著名文人的创作和思想。李白、王维、杜甫等都是盛唐时期的大诗人，无不受“文儒”型知识阶层的影响而具有其心态特征。苏颋之于李白“广之以学”的建议、张九龄对王维政治生涯与诗歌创作的影响都是如此，杜甫作为饱受儒学思想濡染的诗人，更是对“文儒”非常崇拜，其献三大礼赋的行为透露出的正是希望效法“文儒”而参与制礼作乐的政治期待。

　　“文儒”型知识阶层在盛唐的出现绝非偶然，政治的清明盛世、文人的昂扬奋发和多元文化的交流融汇，共同构成了促成“文儒”大量涌现的现实背景。承继魏晋南北朝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多元融合，盛唐“文儒”展示出唐型文化在文人风采与政治姿态方面的独特魅力，更加预示了唐宋以降文化复古趋势及我国文人个性心态的总体走向。

　　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百代之中”的中唐，就“文儒”的发展演变而言也是关键时期。韩愈等人对儒学的大力提倡，发掘出道德性理之义，彻底扭转了汉代以来以注疏治儒学的方向，对宋儒乃至明清的儒学思想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汉宋儒学的嬗变强化了“文儒”文化影响的普遍性，重塑了我国宋代以后文人的文化身份和思想观念。正如王水照先生所言，宋代文人兼具政治主体、学术主体和文学主体的三位一体（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究其根源，正是盛中唐以来“文儒”型知识阶层在时代影响、学术转型和政治形势作用下的分化流变所致。儒学的道德性理意义被韩愈等人发扬光大，重视士人人格的“孔孟之道”日益取代强调礼法并重的“孔荀”传统，同时更加推崇文人士大夫作为政治领域中一股独立发挥影响的力量，以道德品格立身与学问修养互为补充，在此基础上发而为“文”，这就使士人在政治、学术和文学三方面得到了很好的协调，奠定了此后直至近代的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品格和身份特征。个体文士作为“文儒”，虽然总体上是“三位一体”，却也各有不同侧重。以宋代为例，“文儒”型士人比比皆是，但个性风格差别很大，如王安石之政治功利、苏轼之风流潇洒与二程之儒者敦厚，正说明“文儒”到此时已成分化之势，呈现出更为复杂多样的综合形态，很难以一种简单的特征来概括，这与前述王水照先生的结论非常一致。

　　宋代以后，中国进入“近世”时期，古典文明逐渐形成较为固定的格局模式，其中体现于文人形态方面，则是明清时期的“文儒”型知识阶层大致延续两宋模式，分成在朝为官的政治型、修身治学的思想型和潇洒为文的文艺型三大群体。在遭逢时代变迁与政治浮沉的特殊背景下，他们会适当调适思想心态，寻求自我精神的安顿之所。

　　“文儒”带给我们的文化启示，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点：一是唐宋以来古典型士人的思想心态与“文儒”密不可分，儒学作为影响我国士人心态最为深刻的学说流派，其魅力正是通过“文儒”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文儒”身上，那些优秀而坚毅的士人品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敢于担当的家国情怀充分彰显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如何滋养了一代代士人的心灵与精神世界。

　　二是与“文儒”互为表里、我国古代特有的“文”之观念，既不同于清末民国初从西方传入的纯文学观念，也不同于今日生活中对文学的认识。我国古代对“文”的认识应包括三个层面，即微观的文人创作、中观的文士流派和宏观的礼乐文化，兼具审美、学术、政治三种特色，能够与此有关且全面体现这三种特点的文士形态，则非“文儒”莫属。尤其是从入世和出世的双重角度来看，“文儒”代表的士人思想心态则包含积极进取的政治精神、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学术格局以及深入日常审美化的私人创作，这是我国古代“文”之观念的重要内涵。“文儒”给我们展现的是生动的中国古典之“文”的美妙图景，这无疑对当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话语体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儒”是先秦儒学“尚文”传统长期孕育的士人典型代表，其融汇政治、学术与文学的特征，不仅规范了古典士人的政治取向和文化情怀，对我们今天站在时代的新起点上，重塑中华文明的新气象与新格局也具有积极而深刻的启迪。

　　（作者：李伟，系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