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举，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在高校从事语言学教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管理工作。现任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情监测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语委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语汇分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学会理事等职务。出版《〈孟子〉定中结构三平面研究》等专著、合著十多部，曾获曾宪梓教育基金教师奖等。

　　语言与国家安全，在以前或许是一个颇为牵强的命题，因为过去两者的联系尚不明显和广泛。今日则不然，全球化的推进和信息化的发展把语言和语言学推到了社会的风口浪尖、科技的核心领域和经济的兴旺地带，语言和语言学在文化、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国际竞争由过去主要采取武力威胁转向全方位博弈，作为人类最重要工具的语言也从中彰显出前所未有的重要功能，成为国家安全领域具有广泛意义和重要价值的要素。为此，各国纷纷提升国家语言战略，我国也亟待构筑国家安全的语言保障体系。本刊从今天开始，刊登系列文章，从不同视角探讨语言的安全价值，以期引起有关方面应有的重视。这组文章也是赵世举教授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新形势下国家语言文字发展战略研究”的系列成果。——编者

　　■赵世举

　　语言的军事功用自古有之，但过去主要还是体现在一般的交际层面上。而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使之身价倍增，无形中把它推到了战略战术的高度，成为军事乃至整个安全领域的新宠。

　　欧美占先机令人警醒

　　2001年7月26日，美国国会山一个授奖仪式引起了人们极大兴趣，因为它向世人披露了一个被尘封的重大军事秘密：二战期间，为了解决作战信息被日军破译的难题，美军突发奇想，征召印第安纳瓦霍人利用极少人知晓的纳瓦霍语编制密码，用于作战通讯，果然让日军一筹莫展，确保了美军作战通信的万无一失，为战争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时过60年之后，时任总统布什亲自为尚健在的曾担任“特殊密码员”的4名纳瓦霍族老战士授予国会金质奖章，这颇耐人寻味。可以推知，授奖并不只是对历史的一个简单追认，而是表明美国政府基于现实需求和历史经验对于语言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9·11”事件的发生，极大地强化了这种认识，随之美国政府大力提升国家语言战略，接连推出一系列旨在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举措。从2003年国会议员提交的“国家安全语言法案”，到2004年美国国防部成立的国防语言转型小组以及不久又成立高级语言局，开始实施以提高外语能力为主要内容的“国防语言转型”。2006年, 时任总统布什亲自主导推出了宏大的“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并责成多个部门强力实施。2011年又颁布《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的战略规划：2011-2016》，将过去的外语要求提升为“语言技能”要求，又新增“区域知识”和“文化能力”要求，并都被列入“作战能力”。迭出的空前举措表明,美国政府已把语言战略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和有力保障，不遗余力地打造“语言武器”，以确保美国在全球军事行动的绝对优势和意识形态输出的畅通无阻。无独有偶，英国本世纪初成立了“国家语言指导小组”，出台了“国家语言战略”；日本、澳大利亚、法国、欧盟等，也纷纷制订了各自的语言战略。

　　语言“安全化”今非昔比

　　在当今时代，语言的安全价值更为重要和广泛。

　　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全球行动的经常性、安全威胁的多样化，使得军事行动和安全保障变得更为复杂，对语言资源和语言能力的需求也更为多样。典型的是“9·11”事件，美国情报部门事后才发现，其实在事发前截获的大量情报中就有基地组织策划攻击的信息，只是由于语言障碍未能及时译出，因而未能阻止这场恐怖行动。

　　信息化战争已逼近人类，伊拉克战争就是序幕，斯诺登事件也是一个折射。在信息化战争中，信息超越机械、火力成为最核心的作战资源和力量，语言（包括作战中可能涉及的任何语言）作为信息最重要载体，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比如，信息的获取、传输、处理和利用以及信息安全的维护，更加依赖语言；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现代化军事装备的研制和集成化使用，要借助于语言科技的发展，包括攻心宣传在内的各种“信息武器”，都离不开语言。信息化战争实质上也是知识和智慧的较量，高素质的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语言作为人思维和认知的最重要工具，语言能力作为人最基础和核心的素质和能力，对于战争的主宰——人的智能也具有决定性影响。语言资源和语言能力已成为军事实力的核心要素。

　　现代征服不仅需要武力打击，更需要口诛笔伐。从美国近几年的几场战争和“9·11”事件可以看出，单靠传统的武力征服是难以取得战争真正胜利和确保安全的，语言文化等软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因而利用敌方语言进行文化渗透、人心笼络、政治鼓动、心理瓦解和舆论轰炸等渐成重要征服手段。美国提出的“文化中心战”、“混合战争”等理念正是上述背景的产物。

　　挑战已临门亟待应对

　　新形势下，我国军事安全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威胁及任务，也对语言提出了新的需求。一是美国和英国都将汉语列为“关键语言”，显然把我国作为主要战略对手和军事目标及倾销“民主”对象，这种事实上的“语言战争”把我国推入了不安全境地，急需应对。二是美国重返亚太，周边个别国家不时滋事，国内敌对势力也蠢蠢欲动，我国边疆隐患陡增。因此需要周边语言和跨境语言在戍边睦邻中发挥作用。三是我国国际责任和义务日益增加，如维和、反恐、护航、危机处置、国际联合行动等，都对军队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语言要求。四是全球化使得国家的疆域日渐突破传统的仅以国土为标志的概念，由网络、贸易、资本、科技、人口流动等构建的边界模糊的无形世界正在形成，这给国家安全布防带来了新课题，也带来了更复杂的语言生态和语言需求。五是军事科技的发展等，都需要多语能力的支撑和语言科技的发展。

　　可见，维护国家军事安全，需要强大的语言能力保障。构筑我国国家安全的语言保障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