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复杂的文化背景下，为了促进当代诗词学术研究，引导当代中华诗词发展方向，中央文史研究馆主办，中华诗词研究院承办的“雅韵山河——当代中华诗词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10月13日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陈进玉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兼中华诗词研究院院长袁行霈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研究院领导，有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有学术界、诗词界、教育界、艺术界及香港、澳门、台湾和新加坡的知名专家、学者、诗人、艺术家，共70余人。

　　中华诗词具有深刻的当代价值

　　中华诗词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思想凝聚力、道德规范力和艺术感化力，具有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具有潜移默化的道德教化作用，其当代价值是与会者讨论的中心议题。

　　中华诗词的当代价值使其具有无可替代性。陈进玉认为：“中华诗词就是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华诗词所具有的认识、教化、审美以及陶冶国民高尚情操和道德境界等重要功能，直至今日，仍然难以被其他任何文化现象所替代。”

　　中华诗词是中华文脉最重要的一支。中华诗词研究院副院长蔡世平认为，中华诗词是历史最久远、普及最广泛、影响最深入的一种文化形态，其价值体现在关心国计民生、思考人生根本问题的一面。中华诗词研究院顾问周笃文说：“中国诗词决不是可有可无、供人摆设和观赏的古董，而是穿透时空、直切当代、光景常新、引人奋进的民族精神符号。我们国家领导人在政治场合经常援引古今诗人的诗作，这些杰作是如此生动深刻地参与了当代的政治经济活动，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谈到中华诗词，不能脱离社会功能而孤立地谈论其价值。湖北省诗词学会会长罗辉把传统诗词的当代价值概括为“传统诗词对当代人和当代社会的影响力与有用性”，他从“壮中华国魂，彰显传统诗词的时代价值”“入精神家园，升华传统诗词的人文价值”“与时代同步，拓展传统诗词价值的实现形式”三个角度论述了诗词的当代价值。

　　基于中华诗词的发展现状，我们尤其需要从当代旧体诗词的自娱功能来看其时代价值。云南中国文化学院副院长、云南民族大学教授陈友康认为,生命的意义存在于过程中，存在的价值主要在当下实现。因此，文学应高度关注当下的意义，努力从具体实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他说：“所谓自娱性主要是指常态下的自娱。首先，旧体诗词作品大量存在表现日常生活琐事和交游唱酬的作品，这是一种美化生活的努力，它们呈示、强化了一个诗性的经验世界。它们美化了作者自己的生活，也有助于读者领受、珍惜日常生活之美。其次，从终极的意义上说，文学是为人生的。自由作为人类的本质，人在感受到自由的时候，生活就是快乐的。这种自由包括精神的自由。创作诗词能获得心灵舒展，是一种自由体验。诗词创作，个人耽玩的，自得其乐；与人唱酬和互相交流品评的，自娱娱人，加强了社会沟通。因此，可以说，诗词创作从最根本上满足了人的需要：自由的需要和作为社会人的需要。”

　　中华诗词的当代价值，还要从其民族特点和文化精神两方面去探求。诗歌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最有生命力与代表性的文学样式。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指出，“作为以‘言志’为传统的中国古代诗歌，处处表现了诗人的生活情趣与文化理想，体现出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念。中国诗歌的民族特点，彰显了东方文化的智慧和美学风范，是对世界文学所作的杰出贡献，也是中国文化参与当代世界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旧式文人和旧体文学活动的价值亟待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认为，五六十年代旧式文人和旧体文学创作活动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共同体，一直存在于学术研究的视线之外，但是，他们的生活交游和文学活动也应该被视为共和国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写作文化史、文学史时应该关注这批“旧式文人”，关注他们留下的诗词文本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而且，他们运用旧文学体式也创作了一批反映时代风貌和个人情志的优秀作品。

　　求正容变、继承创新是诗词发展的必经之路

　　与会诗家学者普遍认为，中华诗词具有生生不息的艺术生命力，有其艺术继承与创新方面的内在规律。坚持“求正容变”，既继承传统，又勇于创新，体现时代变化，反映时代精神是当代诗词发展所必须提倡的原则。蔡世平认为，中华诗词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与挑战。一是来自由文言文到白话文的文体语言的转变，二是来自大规模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三是来自信息交流由缓慢到快速的转变，四是来自传统诗词理论一统天下到东西方文艺理论共治天下的转变。谈中华诗词的创新，必须直面这几个问题，寻求改变和适应的策略。

　　当代诗词的继承创新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新体诗与旧体诗的关系问题。《中华诗词》特约编审刘庆霖早年曾提出“旧体新诗”的概念，主张“用旧诗的形式创作新诗，用新诗的理念经营旧诗”。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淼指出，新体诗和旧体诗绝对不是对立的阵营，不是“两个诗坛”。他说：“不少的传统诗词研究者、创作者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割断了传统诗词的文脉。我认为问题恐不那么简单。旧体诗词之所以在那个历史时刻衰落，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创作陷入了苍白枯涩的窘境。而新诗的勃兴和崛起，也是顺应了当年风起云涌的特殊时代要求。”

　　旧体诗词本身的传承也得到了有关学者的重视。湖南理工学院教授刘荣林的《晚清四大词人与当代诗词创作》分析了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和朱祖谋的词学理论对当今旧体词创作的启示意义。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唐克龙则别具只眼，从动物叙事这一创作取径来探讨当代诗词守正创新的方式。

　　有关中华诗词的格律问题依然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程毅中批评“写了七个字一行的诗，就说是七律七绝，实际上是败坏了诗词格律，败坏了传统诗词的声誉”的现象，希望更多的人尤其是中小学语文教师要深入学习，并再次呼吁把诗词格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

　　新加坡新声诗社社长詹尊权在提交的论文《诗韵格律新旧谈并序》中认为“诗的本质是无所谓新与旧的。果真若要论其新与旧，那只是其表现形式与其方法上之争论而已”。

　　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华诗教学会秘书长张海鸥建议，“可以将古代的‘古体诗’和‘近体诗’并称为广义的格律诗词，以与体式完全自由的诗词对举并称，二者即可涵盖目前汉语诗歌的全部体式。”在此基础上撰写《二十世纪格律诗词史》，就名正言顺了。

　　中华诗词的继承创新不仅仅是文学问题，更是文化问题。陈友康《文化失败主义与旧诗命运》一文，从传统文化的百年兴衰来追索旧体诗词的前途与命运，认为现代人对旧体诗词的态度与对传统文化价值和前途的判断有莫大的关系，而文化失败主义是对传统文化价值和命运的一种误判，但是，“既然整个传统文化已经被判定为失败，那么，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文学当然不能独善其身。”“新文学运动以后，旧体诗词虽然失落了在文坛上的统治地位，可它并没有消失，它逐渐演变为以民间性、个人性和潜在性为特征的文学生产和消费活动”。因而，近年来传统文化的日渐受到重视就成为中华诗词复苏与复兴的深层次的文化根源。

　　“当代诗词”的“当代”属性和诗词的艺术属性，是诗词继承创新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中国韵文学会会长钟振振旗帜鲜明地提出“当代诗词创作的关键是创新”，不论在题材内容方面，还是艺术手法、修辞方式、语言表达等技巧方面都需要创新，最后达到审美层面的创新。北京大学教授钱志熙在提交的论文《体制并存 作者合流》中就中国当代诗歌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发展前景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说：“诗词如果只是一种群众活动，不出现一定数量的艺术精品，就不能确定在将来的中国诗歌发展中能占有它的独特地位。”

　　会议认为，在中华诗词的继承创新方面，网络诗词有着强劲的表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师檀作文认为将网络诗词定义为“发布在网络上的诗词”太过空泛，他将其界定为“活跃于互联网上，不依赖于中华诗词学会体系的当代青年诗人群所创作的诗词”。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马大勇对网络诗词予以高度评价。他说：“进入新世纪以来，以网络为主要载体的诗词写作异军突起，悲悯凝重的人文情怀、自由深邃的思想取向、守正开新的艺术追索刷新着当代诗词写作的面貌，给人带来诸多‘惊艳’，甚至‘惊为天人’式的阅读体验。”网络诗人李子（曾少立）则从“网络改变了诗词的写作方式”立论，从“改稿会模式”和“搜索模式”两方面指出网络为提高诗词作者写作水平准备了技术上的可能。

　　《重庆国诗》执行主编陈仁德在《我的诗词创新观及其实践》一文中，列举了自己的部分作品现身说法，从创作论的角度重点探讨“怎样采用新题材”、“怎样使用新词汇”、“怎样对待平水韵”等几个诗词创作中带有普遍性与根本性的问题，对当前的诗词创作富于启发甚至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