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校长 李家俊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亚群

广西柳州高中校长 李昌林

　　日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发布，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招生考试改革领域有哪些新举措，新亮点，将会产生什么影响？我刊自今日起，推出“推进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系列谈”专栏，敬请关注。

　　■本报记者 于建坤

　　措施更具体 指标更细化 更具操作性

　　进一步明确招考改革途径方向

　　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十二部分第42条关于“推进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出台的？与三年前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的招生考试改革举措相比，有什么不同和推进？

　　李家俊：教育是国家的百年大计，关系着中华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近年来，我们国家在教育领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现行高考制度对基础教育发展的制约日益显现，其单一的评价体系使得应试教育深深植根基础教育，使基础教育逐步偏离了自身发展轨道。应试教育极大地限制了人的思维和创新，使我们国家在科技创新、自主知识产权等领域人才匮乏，长此以往，将削弱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我认为是非常及时的。

　　作为大学，我们肩负着为国家培养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的重任，迫切希望通过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实现对学生的综合评价，选拔具有创新潜质和综合素质较高的学生，并依此引导基础教育向素质教育方向转变，实现人才选拔与培养的科学化、多元化，最终实现民族素质的全面提高。《决定》中的“推进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相比《纲要》中的招生制度改革，应该说，提出的举措更具体，指标更加细化，且更具操作性，为高等教育及基础教育相应改革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张亚群：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关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内容，是在《纲要》实施三周年后提出的，是此前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延续和发展，也是高考改革的阶段性总结。这一文件明确提出“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的改革目标，解决了教育规划纲要征询意见中悬而未决的“高考文理分科问题”，提出英语等科目考试社会化、多次考试的改革举措，这些都反映了今后高考改革的基本导向。不久前，一些省市正在调研、制定新的高考改革方案，北京市率先公布高考科目分值调整、英语考试社会化举措。这些改革在政策导向上与教育规划纲要一脉相承，都是为了完善我国高等教育人才选拔制度，更好地引导基础教育全面发展，提升高等教育整体质量。

　　对《纲要》“多元录取”进一步深化

　　建立招考有效机制的重大举措

　　记者：“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是《决定》的最大亮点之一。招考分离在国际上已经有很成熟的做法和经验，这种做法是否适合我国国情？实行招考分离有哪些优势，为什么说招考分离是对教育规划纲要“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进一步深化？

　　李家俊：考试和招生是两件相对独立，互为因果的事，我们国家统一高考录取的制度，使得大众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但本质上是不同的。高校对于招考分离的关注、思考、研究，正像习总书记所讲的是一个“改革解决问题，问题倒逼改革”的典型过程。

　　现行高考“单一评价”的不足，催生了“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思想和大学自主招生的改革措施；自主招生探索实践遇到的壁垒，进一步推动了“招考分离”的改革目标。如果说，自主招生推动了大学主动思考如何全面评价一个学生，唤醒了大学在招生环节的思考和行动，那么，招考分离，就是在进一步加强大学招生自主权的同时，呼唤社会力量关注教育过程、参与学生评价并形成有效机制的举措。从这个角度讲，《决定》中的招考分离就是对《纲要》中“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全面深化和深入。

　　张亚群：实行招考分离是高考改革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全国统一招生考试，还是高校自主招生考试都应遵循。这是因为招生考试是既密切关联，又相对独立的两个重要环节，二者的目标与职能不尽相同，应该由高等院校及专业考试机构分别承担，才能扬长避短，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招考相对分离，有利于发挥招生院校的主体选择作用和考试机构的专业职能。各高校根据培养目标，自行确定其招生标准，指定考试科目，选择和委托专门的考试机构，代为组织命题，实行统一考试。考试机构承担测量、评定考生知识、能力的工作，考试成绩供招生院校使用，选拔合格人才。政府相关教育管理部门和社会舆论对招生考试、录取环节行使监督职能。这一招考方式既体现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也是社会分工和考试专业化的普遍要求，因而更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