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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极大陆与世隔绝，从某种意义上说，各国的南极考察站就相当于大陆上的城市、村庄和邻居。加上自然环境恶劣，各考察站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因此“互相往来和帮助是经常的，并显得尤为重要”。

　　俄罗斯“绍卡利斯基院士”号受困于南极浮冰，中俄澳三国共同展开救援。中国“雪龙”号上的“雪鹰12”直升机成功将所有52名乘客转移至澳大利亚“南极光”号破冰船，然而“雪龙”号在撤离之际自身受阻，一场跌宕起伏的极地大营救集聚热切的目光。

　　和平与合作是根本原则

　　2011年5月12日，第七届北极理事会会议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签订了北极理事会的首个正式协议“北极搜救协定”，就各成员国承担的北极地区搜救区域和责任进行了规划。

　　在南极还没有相关的协定，但在我国著名极地科考专家王自磐看来，在南极，一方有难、各方援手是天经地义之事。1959年12月1日，12国代表经过60多轮谈判后签署了《南极条约》。条约于1961年6月23日生效。条约的宗旨和原则规定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南极应永远专用于和平目的，不应成为国际纷争的场所与目标。条约冻结了对南极任何形式的领土要求，并规定各协商国都有权到其他协商国的南极考察站视察。中国于1983年6月8日加入南极条约组织，1985年10月7日被接纳为协商国。南极管理模式成了联合国外管理无人居住地的一种独特方式。中国海洋大学极地问题专家郭培清曾撰文指出，《南极条约》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解决有争议问题的“南极模式”。所谓“南极模式”就是非军事化(无核化)、冻结领土争议、科学考察自由与科学合作等，在可预见的未来，现行的《南极条约》仍是规划南极事务最现实的选择。

　　极地天然需要互助

　　《厦门科技》杂志曾刊文《走近南极——早期的南极探险与今天的科学考察站》指出，南极大陆与世隔绝，从某种意义上说，各国的南极考察站就相当于大陆上的城市、村庄和邻居。加上自然环境恶劣，各考察站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因此“互相往来和帮助是经常的，并显得尤为重要”。美国作家大卫.罗伯特是南极探险英雄时代中著名探险家莫森的传记——《孤独的冰上之旅》一书的作者，他说，直到大约20世纪70年代之前，如果你在探险中遇到了麻烦，你只能自救。1911年，莫森和他的船员们被困时就没有获得援救的希望，当时如果有一艘船被浮冰困住了，唯一的选择是在船上过冬，等待来年浮冰融化，“现在人们把援救遇险者视作理所当然的事，而遇险者则把自己获得救援视作上帝赋予的权利”。

　　在“雪龙”号以前，已经有多项极地国际救援证明了罗伯特的论断：2002年6月，南非“阿古利亚斯”号海洋考察船派出两架直升机成功地救出21名俄罗斯科学家；2010年1月，中国南极科考队员苏德强在施工中被撞成重伤，在俄罗斯进步站进行了9个半小时的手术后，由澳大利亚戴维斯站派出直升机接抵戴维斯站，经过在澳大利亚凯西站、霍巴特市的多次治疗和转运安全回国；2011年1月7日，中国南极昆仑站队随队医生赵顺云出现严重高原反应，澳大利亚南极局曾派出固定翼飞机将其运抵澳大利亚戴维斯站；2012年8月9日，澳大利亚派出的一架客机成功着陆南极洲，从美国麦克默多科学考察站接出一名患病的研究人员。

　　讲道义 朋友才会遍天下

　　《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黄叶实撰文指出，当“绍卡利斯基院士”号客船上52名乘客身陷绝境，营救是最正确的价值选择。这种价值永远也不会过时，它的内核就是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救人总是会有危险的，何况在极地那种特殊条件下？如果没意识到危险鲁莽而行，并不明智。但看到了困难和风险，却仍毅然而行，这样的选择是高尚。舍生取义是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在生命危险、利益受损等考量面前，我们选择了义，这是中国人传统义利观在新时代的彰显。体现在外交领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正确义利观。在国际交往中如果重利轻义，我们是没有朋友的。“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朋友才会遍天下。

　　（李琼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