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管村里的大娘叫“娘”

　　在治理“三害”过程中，父亲提出了“深入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要求，每次到农村，他都要去最穷的那家人家去吃百家饭。“只有到最穷的人家去，看屋里有没有粮食，床上有没有被子，老人身上有没有棉衣，才能了解这个村到底是什么样的。”为此，他曾经在一个饲养员老大爷的牲口棚里住了三天三夜。

　　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父亲和同事到了一个五保户家里，那家里一共两口人，老大娘是盲人，老大爷是个病人，躺在床上不能动。父亲到了他们家，习惯性地看了一圈后，就坐到老大爷床头问寒问暖。这时候，大娘摸摸索索地走了进来，拉住父亲的手问：“你是谁啊，大雪天，你来干什么？”父亲拉着大娘的手喊了一声娘：“娘啊，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派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父亲喊人家娘，不是到兰考的习惯，在解放初期参加土改运动时，他看见村里头和他母亲年龄相仿的女同志，都喊人家“娘”，一是出于他亲近群众，二是他离开他娘的时间太长了，也一直没时间回家，他把这种感情寄托在老百姓身上。

　　当时，一个农民的孩子病得比较重，因为没钱给孩子治病，家里已经准备等孩子咽气了，送到村外去掩埋。父亲下乡的时候知道了这事，赶到孩子家里，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孩子还有呼吸呀，这是咱农民的孩子，赶快把孩子送到县医院去，想尽一切办法救活他。”后来这孩子被救活了。父亲去世后，孩子就改名叫张继焦，今年继焦已经50多岁了，一直在兰考县焦裕禄纪念园工作，他经常对别人说：“我这辈子就做好一项工作，就是为我的焦裕禄爸爸守坟，焦裕禄爸爸的坟，我是离不开了，只要我能动，我就守在这里。”

　　父亲在兰考就留下了4张照片，那时候，照相是奢侈的事。4张照片中只有一张是他自己愿意照的，是那张他站在泡桐树下掐着腰照的相，其他都是别人偷着拍的。在兰考他没有一张工作状态的照片，他当时总是对搞宣传的同志说：“你应该把镜头对准群众。”镜头对准群众，群众干劲就更足了，他们说：“使劲干哪、使劲干哪，你看他们给咱照相呢！”

　　父亲虽然贫穷，但给我们留下了精神金矿

　　父亲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不贪不占。他身体不好，但凡是照顾性的东西，他都不要。

　　我11岁那年，有一次父亲回到家，母亲端出一碗米饭，那时候米饭很金贵。我们姐妹几个都眼巴巴地看着父亲的碗，父亲就往每个孩子碗里拨一筷子米饭，拨完后自己也没剩多少了，他问我母亲米是从哪里来的，母亲说是县委考虑他身体不好，就照顾了几斤。父亲听了后说：“这可使不得，这些大米你赶快给研究泡桐的南方大学生送去，他们吃面食吐酸水，我们不老不少的，吃这个干什么。”

　　父亲有6个孩子，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也严格要求我们，他爱我们但不溺爱我们。

　　在兰考那段时间，哥哥还小，不懂事。有天晚上，父亲见哥哥高高兴兴回来了，就问哥哥做什么去了，哥哥说去看戏了，父亲问他谁给的钱买票，哥哥说没买票，售票员知道他是焦裕禄的儿子，就让他进去的。父亲当时就批评了哥哥：“你不能这样做，演员叔叔阿姨在台上又唱又演的，满头大汗，不买票就去看白戏，你现在会占小便宜，长大了就会占大便宜。”第二天，父亲领哥哥补上了2角钱一张的票，又给售票员承认了错误。

　　1963年夏天，姐姐焦守凤初中毕业，许多好单位都给她送来招工表。姐姐拿着这些表去给父亲，请他当参谋，当时父亲就问姐姐的同学是否都有这些好工作。姐姐说没有，还撒娇说是沾了爸爸的光。父亲当时就脸色一变：“这些单位你都不能去，走出学校门，你就进了机关门，你缺了劳动这门课。”后来，父亲给姐姐想了三份工作，一是留在县委大院打扫卫生，包括打扫厕所；二是去学理发，因为当时那是一门技术活；三是当工人。

　　母亲一听说让姐姐去扫厕所，不同意；让一个16岁的大姑娘去给人家剃头，也不同意。那时当工人光荣，社会地位也高，姐姐和妈妈都觉得这份工作好，可一问父亲到哪儿当工人，才知是让姐姐到县食品加工厂工作。那里其实就是个手工作坊，主要干两种活：腌咸菜和酿酱油。姐姐尽管不愿意，但还是去了。

　　食品加工厂劳动强度大，厂里味道不好，更糟的是，需要两只手伸到咸菜缸里捞咸菜。姐姐的手被磨出许多口子，伤口再被盐水一浸，整个手都是肿的。更让姐姐不能忍受的，是要走街串巷挑着担子去卖酱油和咸菜。一个不大的县，县委书记的女儿很多人都认识，特别是姐姐的同学，因为大家都觉得姐姐该有很好的工作。

　　姐姐哭过闹过罢工过。有一天，父亲和姐姐说：“爸爸今天事情不多，陪你卖酱油吧。我爷爷开过油坊，我小的时候，也走街串巷卖过油，我来告诉你怎么喊能把酱油更快卖出去，怎么挑担子更省劲。”姐姐一听可高兴了。

　　刚开始，姐姐跟着父亲走街串巷，可后来，她觉得不对，父亲是县委书记，怎么能让父亲也干这样的活，就对父亲说：“爸爸你回去吧，以后我再也不闹了。”

　　那段时间对姐姐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姐姐现在在开封生活，经济情况不太好，她孩子多，下岗、待业的都有。如果姐姐去找领导，请他们给孩子安排工作，也不是件难事，但我们姐妹之间约定，一定要守卫好父亲这面旗帜，虽然不能为父亲争光，但绝不能给他抹黑。父亲是一个贫穷的父亲，但他给我们家子孙留下了精神金矿，祖祖辈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他身边的物件，都成了与疾病斗争的见证

　　到了1963年11月，父亲的病越来越重，肝疼得也越来越厉害。他越来越瘦，脸色又青又黄，颧骨高高耸起，变得憔悴不堪。他身边的一切物件，都成了他与疾病斗争的见证。

　　刚开始，父亲肝疼时，就用茶杯盖上的疙瘩使劲顶肚子里的疙瘩。如果在写字，父亲就会用钢笔伸进去摁着；如果两只手都被占用，他就用刷衣服的刷子一头顶着肝一头顶着藤椅工作，时间长了，藤椅上就被顶出个窟窿。

　　有好几次，父亲工作结束了，还没站起来，就倒到了地上，那么大的个子，半天起不来，那是肝太疼了。母亲哭着劝他去看病，他说：“别着急，我把该安排的工作安排好了，就会去看的。”后来发展到肝疼得睡不着觉，他就把那些平时用的钢笔、杯盖搬到床上。母亲说那段时间父亲睡觉都是趴着睡，如果不趴着，那些东西就顶不住肝。

　　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可他依然坚持工作。有次，父亲到农村听大队领导汇报工作，因为肝疼，冷汗一个劲地出，用来做记录的钢笔，两次从他手里掉了下来。在场的同志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紧张，立即把他送去开封地区人民医院。

　　到了地区人民医院，父亲被诊断为肝癌。当时大家不相信，送他到河南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去诊断。父亲最终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皮下扩散。据医生说，父亲肚子里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瘤子，大的有鸡蛋那么大，小的像黄豆那么大，父亲的生命最多只有20多天了。

　　他们带着父亲回到了河南省医学院附属医院，那20多天里，父亲遭受了最大的苦、最大的罪。开始他还打止疼针，满怀希望自己能好起来，再回到兰考领着大家除“三害”。当他觉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时，开始拒绝打止疼针：“止疼针只能止疼，不能治病，这个药这么短缺，我能省一针就省一针，把药留给最需要的人吧！”

　　不打止疼针怎么办，父亲有时趴在床上，有时跪在床上，甚至还会把香烟点燃来烧自己的胳膊，他说这是他发明的肝疼转移疗法：“我其他地方疼了，肝疼就会稍微好一点。”胳膊上的皮肤没用了，他又开始烧肚子上的皮肤，大家见了都扭头落泪。

　　当时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和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来看他，他拉着两位领导的手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达到兰考人民对我的要求，我心里很难过。”这两位领导说：“组织上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你对后事有什么安排、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你就和我们说吧。”父亲沉默了一会说：“我对组织上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我死了以后，把我运回兰考，埋在兰考的沙丘上，我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我死了，也要看见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父亲临终时，把母亲叫到身边，说：“没有想到，我这么快就要走了，我走了以后你会很难，你一定要教育好孩子，你再苦再难，都要把孩子抚养成人，把他们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你还要记住，再苦再难，也不能向组织伸手要钱要东西要救济。”这是他对母亲最后的交代。母亲当时才33岁，需要照顾两家的老人，还得抚养6个孩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还是给她约法三章。

　　1964年5月14日上午9时45分，父亲永远停止了呼吸，那一年，父亲42岁。父亲走了，我们家的天也塌了，母亲领着我们6个孩子，谨遵父亲临终前的嘱咐，艰难地生活。我们的日子是在母亲的泪水中度过的，父亲走了她没有了精神支柱，母亲流了许多泪，老了后还留下眼疾，不哭也流泪。

　　父亲不是苦行僧，但在兰考他舍弃了一切爱好

　　父亲不是苦行僧，也不是天生就喜欢吃苦受罪，实际上他在生活中也有许多爱好与追求。

　　他身高一米七八，皮肤黝黑，但长得非常英俊。到兰考前，父亲一直在哈尔滨、大连、洛阳等大城市工作，接触的都是新潮的东西。当时父亲有些文艺范儿，他二胡拉得非常好，舞也跳得好，还是个出色的男中音。早在南下工作队的时候，他就在文工团工作，他们工作队排练了歌剧《血泪仇》，由父亲出演男一号。

　　父亲对生活是很热爱的，工作再忙，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衣服再旧，也洗得干干净净。父亲的文章写得非常好，还爱钻研。他在大连起重机厂时，给他们的厂报、广播电台写了很多文章。父亲这辈子穿的一件最好的衣服，就是母亲用他的稿费买来的。

　　但在兰考艰苦的环境下，首先面临的是解决民众温饱的严峻问题，父亲只能舍弃了他一切的爱好，一门心思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就像兰考一位领导干部说的：“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是跑步度过的。”兰考后来出了一本书，叫《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就是根据父亲在兰考日日夜夜的情况编写的，全部都是真实的写照。

　　（本报记者江琳，实习生张璁、耿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