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教授部分著作

作者与方立天教授（右一）

　　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教授于7月7日永远离开了我们。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和宗教学的重要领军人物，方立天教授著作宏富，思想深邃，在政、教、学三界和海内外有着广泛影响。他的去世，是中国学界的一大损失，也使我失去了一位学术同道和亲密的兄长。悲痛之余，他为人为学和友情的往事不断浮现心头，促使我写一点回忆文章，释放自己内心的痛楚，以资纪念。

　　方教授于1956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我于1957年入学，两个年级的同学由于一起听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而来往密切，因此在毕业前我与他就相识了。方教授1961年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书，我则在次年继续留在北大读研究生。几年间看到他在当时著名的人文杂志《新建设》《哲学研究》上发表数篇研究高僧道安、慧远的文章，另有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都相当有水平，内心是很佩服的，觉得应该向他看齐。可惜十年“文化大革命”叫停了一位奋发有为的青年学者前进的步伐，留下的是一段充满磨难的人生阅历。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方教授焕发出学术生命活力，积蕴已久的学术能量像火山一样喷射，在中国哲学和中国佛学两个研究领域同时发力，又交叉互动，先后写作出版了一系列内涵厚重、引领思想潮流的学术专著，发表了大量颇有分量的论文，有力推动了这两个学科的研究事业。在众多论著中，《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册）等最具学术价值，尤其是他用15年时间写成、于2002年出版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洋洋90余万言，是其佛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也是其一生代表性之作，出版后影响巨大，在佛学研究领域树起一座丰碑。方教授不仅埋头研究和撰述，而且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建了佛学与宗教学理论基地，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培养出一大批学术英才，为中国宗教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方立天教授是能够矗立在学术史上的学者，他的学术成就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前辈师长，值得总结和学习的经验是多方面的。为什么能够如此？我难以充分表述，仅就自己与他的交往，谈几点体会。

　　第一，立志高远，目标明确。

　　方教授从青年时起就认为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历代哲学名家群星灿烂，蕴藏着精湛的智慧，在世界上独具特色，因此，努力开发中华民族的智慧，弘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应是我们的崇高事业和光荣职责。于是，他立意研究中国哲学，一生矢志不移，奋进不息，从不旁骛。中国哲学以儒佛道三教为核心，内容极为丰富，有限一生难以穷其原委。于是他决定集中精力研究佛教及其哲学。他在自述文章中谈到自己的想法：一是佛教内涵丰厚，其理论思维经验教训很值得总结；二是佛教进入中国，已成为中华文化有机组成部分，深刻影响了中国，不研究佛教，难以全面了解中国文化史；三是佛教哲理性强，从哲学层面研究，可以把握佛教思想的根本，又能丰富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四是当时佛教研究不受重视，又有风险，而且难度极大、要求极高，被人视为畏途，正因为如此，要知难而进，在冷僻领域闯出新路。从此他把自己全部精力集中在中国佛教研究上，满怀信心地向这一目标坚定迈进。强烈的事业心和锁定奋斗目标是成功的必要前提。他用自己的方式，破解了庄子提出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