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不仅影响着中华民族成员个人的安身立命，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性格。深入挖掘并弘扬中华文化的积极处世之道，一定能为我国社会治理和全球治理提供宝贵的精神营养。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l2日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各种民族文化都有其特有的处世之道。所谓处世之道，就是一个民族在处理各种社会人伦关系的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一套具有自身独特性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道德原则和规范体系。中华文化是一种人文性、入世性文化，因此特别重视对处世之道的探索，也形成了丰富而积极的处世之道。它是中华民族特定的文化价值取向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因此，挖掘阐发中华民族的积极处世之道，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且对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那么，中华文化积极的处世之道包含哪些特点和具体内容？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处世原则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中华文化积极处世之道的精神渊薮。一方面，效法行健不息的天道，刚健有为，生生不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气魄，勇猛精进，迎难而上；另一方面，效法宽广敦厚的地道，以崇德向善，兼容并包的广阔胸怀，怀柔远人，德化天下。这一处世原则既使得中华民族在积极有为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在波谲云诡的近现代革命浪潮中成为独立自强的民族国家，又使得中华民族以广博的胸怀在兼容并包中不断更新壮大，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

　　居安思危、与时偕行的处世态度

　　徐复观先生认为，中华文化深具忧患意识，忧患是一种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意识来自于“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在此，忧患意识表现为居安思危、“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现实主义态度和反求诸己的责任使命感，正是由于这种忧患意识的促进发动，“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与时偕行精神早就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里。因而，早在西周时期，中华民族就已意识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道理。无论是儒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通权达变之道，还是法家“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变法改革精神，都是这种处世态度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