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颜炳罡

　　编者按:在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时代追寻中,有意无意间,我们把自己的后背留给了古老的传统。而当迅疾前行的脚步遭遇险阻,当心灵因过快的时代律动而空空落落,蓦然回首我们看到,一双苍老遒劲的手,正不离不弃地推动着我们前行。那是我们古老的文化,是华夏民族历尽沧桑培育而成的哲学、道德和艺术,以及引领着我们始终向上向善的行为准则。共同的文化积淀造就了共同的文化基因,我们任何的变异和革新,都必须从这块根据地起步,尽管这个文化庄园的某些角落已经变得荒芜。从历史、现在、未来三个维度上审视我们的传统,从谨遵与变革两个方向上辩证扬弃先人之遗存,我们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迈进的脚步,将更加有力。这是我们推出这个栏目的动因所在。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欲要亡其国,必先去其史；欲要亡其族,必先灭其文化。纵观数千年人类发展的历史,一些民族在历史上消失了,并不是这些民族在DNA的复制上没有生物学意义的传人或后代了,而是他们固有的文化消失了或被其他文化所取代了,是其民族徽记消失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先哲以其坚韧不屈的品格和洞悟宇宙人生真谛的睿智,创造了足以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鼎足而三的文化系统。这一文化系统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走向未来的精神支撑。随着信息时代来临,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类行将进入第二个“轴心文明”时代。激活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重温古圣往贤的智慧经典,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是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天职,也是时代赋予中华儿女的神圣使命。

　　包容性、开放性和变通精神

　　文化是民族的徽记,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标志。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曾指出:“在后冷战世界,不同人民最重要的区别,不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而在于文化。”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不同的人民和国家都想回答人类所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到底是谁?人民以族谱、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和制度自我界定,文化构成了一个民族之所以为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没有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不珍爱、重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不把固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为本民族延续的立国之本、发展之基。历史一再告诉我们:欲要亡其国,必先去其史；欲要亡其族,必先灭其文化。纵观数千年人类发展的历史,一些民族在历史上消失了,并不是这些民族在DNA的复制上没有生物学意义的传人或后代了,而是他们固有的文化消失了或被其他文化所取代了,是其民族徽记消失了。当今世界之争,不仅仅是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较量,更是深层的价值观、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等软实力的较量,是一场精神领域、心灵空间的争夺战。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保存中华民族特有的标志,就是捍卫中华民族固有精神家园。

　　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在于她姓“中”。“中”不仅仅指空间意义上的中间、中央的意思,而是对“恰到好处”的信守和对“无过无不及”等“适度”原则的追求。“中”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是中华文化最根源的观念之一。《论语·尧曰》和《尚书·大禹谟》都表明:尧、舜、禹三代权力授受之际,反复叮咛告诫的不过是“允执厥中”四字而已。“允执厥中”即牢牢把握住中道的原则,如果这一原则没有把握好,那你的天命(执政根据)就丧失了。“中”一直成为中国人处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家与家之间、个人身心之间等等复杂关系最基本的方式和方法。以孔子、孟子等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将“中”这一思想方法和处事原则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并进而推致极高明之境。“中庸之道”成为儒家重要特征,“时中”成为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共同追求,“中和”成为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共同理想。

　　《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曾指出:“与印度文明的分裂与间断相反,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与连续”,“中国人在其整个的历史上保持着同一种族和统一文化。”许许多多的文明古国其文化或消亡了,或间断了,或文化创造的主体与文化的传承者分离了,诸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罗马、古印度等等。中华文化与其他古文明一样,同样多次受到游牧民族或外族的入侵,而最后结果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游牧民族或外来民族的习俗与文化,而是相反,入侵者往往被迅速而彻底地中国化。中华文化如同长江大河,历尽劫难,至今绵延不绝,依然充满着生机与活力,何以哉?这是由中华文化所特有的生命气质和秉赋决定的。

　　这种特有的生命气质与秉赋,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中华文化有着任何一种文明都无法相比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中华文化不是排外的文化,而是善于学习的文化。以我为主,汲取他民族文化之所长,将其内化于中华文化之中,是中华文化之所以长久之道。众所周知,中华文化一向秉承“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的精神,以“天下为公”、“天下一家”的胸怀,既造就了许许多多舍身求法于异域的虔城志士,也造就了不辞千辛万苦寻求真理于他邦之仁人,融外来文化于中华文化有机体之中,从而使中华文化的内容不断丰富,体系不断完善,从而使中华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如宋明理学就是中华文化打通儒释道三教之壁垒,消化、吸收印度佛学的结果。其二,中华文化的“时中”、“唯变所适”的变通精神是中华文化不断走向新生的思想支撑。中华文化不是保守的、封闭的文化系统,而是开放的、不断开向新生的文化系统。中华文化一向主张“与时偕行”,“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应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中华文化之所以长久的另一原因。

　　回到先秦诸子的时代去

　　当代中国,正走在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征程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中华文化的复兴也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精神支撑。

　　任何文化的复兴同时伴随着文化的返本运动。返本开新是文化复兴的重要路径与方式。汉代法古更化、唐代的古文运动、西方的文艺复兴,无一不是在回到古代去的旗帜下的文化再造运动。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的创造,同样需要回到中华文化的源头去寻找正能量——精神动力。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早已意识到: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多年前的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中华文化的源头在哪里?三皇五帝的文明谱系已不可能给当代的文化建设提供更多的精神支持,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的因革损益全收在孔子那里,以今日之眼光衡之,中华文化的源头在其生命最健旺、创造力最强盛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时期”,他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要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回到先秦时代去,回到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孙子等等先哲时代去,寻找中华文化最富有原创性的智慧,让它重新点燃当代中华文化复兴的火焰。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轴心时期的古圣先哲所创造的思想系统是两千多年来中华文化不断走向新生的源头活水,同样是中华文化在当代复兴的源头活水,也是中华文化永续发展的源头活水。长期以来,在胡适“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口号的煸惑下,中华文明谱系被疑古史学家们搞乱了,让人信无可信；在百余年批儒反孔思潮的影响下,孔子乃至整个先秦诸子都被妖魔化了。在当代中国,一提到孔子,不少人开口就是“孔老二”、“丧家狗”,马上联想到“落后”、“保守”、“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代言人”等词语,孔子在国人心目中的这种负面、消极的形象阻断当代人与孔子的理性对话,遮蔽孔子思想的正面价值,妨碍了中华文化复兴的整体大业。因而,激活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还原孔子真实的历史形象,让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重新走入我们的生活,显得异常重要。

　　回到原典、重读原典是我们发现真实孔子等先哲重要方式,也是让先哲走进我们生活的唯一途径,更是激活中国文化源头活水的不二法门,是返本开新的具体展开。我们在读《论语》中可以发现活的孔子、对我们有意义的孔子；在读《孟子》中可以发现活着的孟子,寻找到真实的孟子；在《老子》的解读与感悟中,寻找到老子的真义……先哲逝之久矣,然而他们的思想犹在,他们活在中国人的思想世界里,他们所揭示的至理名言仍然可以在当下社会中发挥作用。这样一来,历史上对先哲的放大与矮化可以在原典解读中得以还原,遮蔽了的古圣往贤形象可以在原典的解读中得以再现。只要我们在解读原典中对历代先贤存一点温情与敬意,原典一定会给我们释放出鲜活的智慧和精神动源。相反,如果带着对先贤嘲讽、讥刺之心去解读原典,既使是珍珠也会变为垃圾。我们常说,爱国主义是一种高尚的情操,爱国理所当然地包括爱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典章制度,由此我们说,爱中华文化是爱国主义的有机部分,是高尚情操的表现。

　　传承与创新是一体两面

　　返本开新,激活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旨在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在过去的历史中创造了足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鼎足而三的文明系统,影响到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东亚、东南亚国家与地区,不少史家称这一地区为“儒教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17、18世纪,借助于西方传教士的手,中华文化又远播欧洲,对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莱布尼茨、赫尔巴特、魁奈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俄罗斯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列夫·托尔斯泰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读《论语》、《孟子》、《墨子》、《老子》,当他读到《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时,极力称赞“美极了”。中华民族的历代先贤在他们的时代里尽到了他们的历史责任,无论在天文、历算、医药、建筑、艺术乃至思想等方面都取得足以让后世子孙堪以自豪的成就。怎样才能不辱没先贤?再创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才是当代中华儿女理应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的创造首先要为中华文化培根固元。百余年来,疑古学者斩了中华文化的头,动摇了中华文化的根,而科学沙文主义者对中华文化依照西方文化的架构“乱用手术刀”,大大伤害了中华文化的元气,因而对中华文化迫切需要做一番休养生息、培根固元的工作。重新梳理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到程、朱、陆、王这一文化传承体系,理清这一文化主干与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兵家乃至与中国佛教、中国伊斯兰教、中国基督教等等支脉的关系,是中华文化重建的前提,也是中华文化再创辉煌的基础性工程。在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再造中,西方文化只能作为解读中华文化原典的参照,而不能作为任意解剖中华文化的机械框架。回到原典中去,以中国人特有的方式去解读、体悟中华文化,还中华文化的本来面目,这就是为中华固元气。中华文化从本根上复活才是真正的复活,元气充盈,中华文化才能恢复健康的体魄。

　　培根固元重在恢复中华文化的民间活力。中华文化根在民间,在民众日常生活之中,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和身体力行者,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是中华美德的实践者。中华文化的活力在民间,在广大的民众之中,因而,我们认为将中华文化由神圣的学术殿堂解放出来,从学术象牙之塔释放出来,使之由少数哲学家、历史学家的学术奢侈品转化为民众的生活向导、行为方式、是非标准,充分恢复中华文化在民间的影响力、号召力,唤起民众的文化自觉,如此,“为往圣继绝学”就由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所担当的使命,而转化为了全体民众的共同责任,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就一定能实现。

　　中华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不断丰富与完善的有机文化系统。中华民族既是中华文化创造的主体,又是中华文化的承载者,只要中华民族还生生不息存在于地球上,中华文化就会存在,其传承与创新也将永远不会完结。由是,我们认为,中华文化一方面需要传承,另一方面需要创新。当然,传承与创新可谓是一体两面,传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传承的方式。我们既要在传承中创新,也要在创新中传承。没有传承的创新可能会偏离中华文化发展的大道,而没有创新的传承是缺乏生命力的传承。

　　“雄道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崛起、“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可谓任重道远,需要几代人付出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不过,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能激活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使这股源头活水真正流淌下来,重新滋养中华民族,通过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对西方现代文化的“综合创新”,中华文化一定能再创新的辉煌!

　　(作者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