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为继续深化治理中小学有偿补课问题，贵州省教育厅规定，违规学校在一年内累计受到两次书面警告的，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在系统内通报批评，校长年度考核认定为不合格；若学校为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省教育厅将给予降类或取消该校“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称号处罚。这被很多人解读为教师参与有偿补课，校长需要“连坐”，一时引来纷纷议论。本期微话题，我们选择了两篇不同观点的文章，以飨读者。

　　“连坐”政策效果可期

　　2014年，教育部出台六条禁令，划出七条红线，严令禁止中小学在职教师有偿补课，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纷纷出台配套措施。但仍有部分教师利欲熏心，顶风违纪，将补课活动由公开转到地下，给治理工作带来一定难度。如果任由少数教师参与有偿补课，可能造成有偿补课现象大面积反弹。在这样的背景下，贵州省教育厅出台的“连坐”政策，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有人说，这是“教师有病，校长吃药”。其实不然，教师的有偿补课行为虽在八小时之外，但仍与学校息息相关。一则，校长是教师的直接管理者，学校教师顶风作案，校长难辞其咎。二则，学生补不补课，到哪里补课，哪些教师参与有偿补课，校长完全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掌握情况。

　　事实上，“连坐”政策在一些地方已全面实施，笔者所在的县就是其中一例。近几年，虽然教育主管部门与纪检部门严令禁止有偿补课，但依然屡禁不止。去年新局长上任后，明确实施问责校长的制度，几位城区大校的校长因教师补课问题受到处分，一时间，有偿补课之风得到了全面遏制。起先，一些校长不理解，社会亦为校长叫屈，但事实证明，“连坐”制度不仅端正了校长的态度，而且震慑了参与有偿补课的教师。

　　当然，实施“连坐”政策，也要充分为校长考虑，维护校长正当利益。在严格治理的同时，要分清责任，明辨是非。对于不闻不问、知情不报、恣意纵容、治理不力的校长不仅要实施“连坐”，而且要严肃查处；对于及时排查、发现上报、内部劝阻却无济于事的，则要分清情况，理清责任。因为“连坐”的目的不是处理校长，而是督促校长积极治理有偿补课。

　　治理教师有偿补课，关键是政策的导向与执行力，学校是治理工作的前沿阵地，校长是第一责任人，第一责任人不履行职责，再严的政策也容易流于形式。“连坐”政策看似过于严格，却将学校治理有偿补课的内驱力充分调动起来。当教师的补课行为与校长的帽子、位子挂上了钩，校长就会想方设法，广泛宣传政策，畅通举报渠道，严格摸排措施，将治理工作做实、做细，如此一来，效果可期。（许艳丽，蒲公英评论独立评论员）

　　“禁补”还须抓源头

　　教师有偿补课是个老大难问题。对此，各级各地教育部门三令五申、年年强调，划“红线”也好，“零容忍”也罢，但收效并不理想。在这样的情形下，“校长连坐”作为“禁补绝招”横空出世。

　　去年年底，陕西省教育厅就曾祭出“校长连坐”的大招，对查实有在职教师参与有偿补课行为的学校，要追究学校主要领导责任，一律停职检查，情节严重者，调离校长岗位。文件公布之后，一度引发热议。

　　反对者抨击此举“用力过度”，缺乏法律依据，有悖法治精神。支持者则认为这是一剂猛药，一旦将校长的“乌纱帽”和教师有偿补课联系在一起，足以有效倒逼校长认真履行监管职责。

　　那么，“校长连坐”这一“禁补绝招”真的能有药到病除之功效吗？以笔者之见，重典固然能形成一定震慑，但并不足以改变大局。

　　在现实中，即便校长为了保住“乌纱帽”切实行动起来，效果也未必理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于教师的业余时间安排，校长怎可能一一掌控监督？换言之，只要有偿补课的市场需求依旧强劲，无论校长怎样严防死守，都会有老师在利益的驱动下铤而走险。

　　从根本上讲，“校长连坐”立足于“封堵”而不是“疏导”。靠“市长”（行政力量）强行干预市场，其结果可想而知。因此，治理有偿补课，必须切实转变观念。在应试教育大环境下，应当直面有偿补课存在巨大市场的客观现实，进而酌情对学校教育进行一定调整。

　　一言以蔽之，如果公立教育体系能提供高质量的“公益”性质的辅导，有偿补课市场还能这么红火吗？与其把人力、物力、财力耗费在查处和防范有偿补课上，不如从源头入手，开动脑筋争取让其自然消亡。在全民重视教育和教育经费投入不断增加的情形下，这究竟是意识问题还是经费问题？值得思量。

　　因此，透过有偿补课的红火，切实反思当下学校教育之不足以及如何有效弥补，才是根治有偿补课的正确思路。静下心来好好想想，或许触摸到教育供给侧改革入口的“契机”就在眼前。（胡欣红，浙江省衢州二中教师）